直到今天，鐵路對一個國家國計民生仍有重要意義，在一百多年前，其意義之重要更不待言。但是，修建鐵路在近代中國引起的反對卻最強烈，爭論時間最長也最激烈。

　　洋務派造炮造船，當然知道修建鐵路的重要，所以從19世紀70年代起就不斷提出修建鐵路的主張。1872年，俄國出兵侵占我國伊犁，李鴻章借機提出改“土車為鐵路”的主張，指出俄國侵占伊犁，“我軍萬難遠役”，如果不修鐵路，新疆等西北邊境就無法運兵，而且不僅俄國想侵占西北，英國同樣垂涎云南、四川，如果中國自己開采煤礦、修建鐵路，則列強將有所收斂，而中國“三軍必皆踴躍”，否則，中國將面臨更加緊迫的局面。但這種完全符合實際的救時之策，在當時卻遭到一片反對，據說“聞此議者，鮮不咋舌”，視為駭人聽聞之論。

　　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國臺灣，海疆告急，李鴻章又乘機提出修建鐵路的主張。這年底，他奉召進京見恭親王奕盉時，力陳中國修建鐵路的重要，并請先造清江到北京的鐵路，以便南北交通。奕盉向來支持洋務運動，當然同意李鴻章的觀點，但他深知修鐵路將會遇到頑固派的強烈反對，恐難實行，所以對李鴻章說此事“無人敢主持”。李鴻章仍不甘心，希望他有機會勸說慈禧、慈安，但奕盉回答說“兩宮亦不能定此大計”。由此可見修鐵路的阻力之大，而李鴻章便不再直接談此問題，轉而不斷策動他人提修路建議。

　　1876年，丁日昌擔任

福建巡撫后，李鴻章要他上疏建言，因臺灣遠離大陸，只有修鐵路、架電線才能血脈暢通，才可以防外安內，不然列強總會對臺灣垂涎三尺。1877年，清廷表示同意丁日昌所請，但此事卻因經費短絀而中止。轉眼幾年過去，到1880年，中俄伊犁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更加緊張，兩國之間的大規模軍事沖突一觸即發，運兵成為重要問題。在這軍情緊急時刻，淮軍將領劉銘傳應召進京，就防務問題提供對策。到京后，劉在李鴻章的授意下呈上 《籌造鐵路以圖自強折》，正式提出修建鐵路的主張，并認為這是自強的關節點。劉折中具體提出應修從北京分別到清江浦、漢口、盛京、甘肅這四條鐵路。但由于經費緊張，不可能四路并舉，建議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線。局勢的演變和劉折的說理充分，清廷似為所動，命令分任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的李鴻章、劉坤一就此發表意見。

　　修建鐵路是李鴻章的一貫主張，而劉折本就是他的授意，所以他立即洋洋灑灑地寫了 《妥議鐵路事宜折》，約四千言，將壓了幾年的想法一吐而出。他知道反對修建鐵路的最大阻力是“道義”、“傳統”、“祖宗成法”，所以他首先必須進行 “意識形態自衛”或“意識形態證明”，論證現在修建鐵路與中國古代圣人刳木為舟、剡木為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本質一樣，目的都是以濟不通、以利天下。針對頑固派一貫堅持的理論，認為機器是敗壞人心的“奇技淫巧”，他強調機器能使“人心由拙而巧，器用由樸而精，風尚由分而合”，而且，“此天地自然之大勢，非智力所能強遏也”。然后，他再概述國際局勢，強調鐵路在列強興起、強盛中的作用。從國際形勢再說到中國面臨的險境，自然引申出修建鐵路的“九利”，在這“九利”中，經濟與軍事是富國強兵最重要的。對這“九利”，他不吝文字，詳細陳說，以期打動朝廷。具體的修路方案，他完全贊成劉銘傳的主張(其實，劉的方案本就是他的方案)，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線。他當然明白，朝廷必然會擔心修路經費和主權問題，所以直陳由于所需資金龐大，無論是官還是商，都難以湊集，只能向洋人借債。但他強調，在借洋債時必須在合同中訂明一切招工、采購材料及鐵路經營等事，都“由我自主，借債之人毋得過問”，而且還規定不許洋人附股，強調與海關無涉、由日后鐵路所收之利歸還借款。

　　鐵路之爭

　　然而，頑固派的反對更強烈、力量也更強大。有人上奏指責說：“觀該二臣籌劃措置之跡，似為外國謀，非為我朝謀也……人臣從政，一旦欲變歷代帝王及本朝列圣體國經野之法制，豈可輕易縱誕若此！”有人奏稱說，鐵路“行之外夷則可，行之中國則不可。何者？外夷以經商為主，君與民共謀共利者也；中國以養民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修鐵路是“蠹民”的“邪說”。還有人上奏說鐵路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是驚動山神、龍王的不祥之物，會惹怒神靈，招來巨大災難……頑固派根本不從 “技術”層面反駁洋務派，而是將是否應當修鐵路這種技術問題提升到“道德”、意識形態層面，從道德和意識形態上否定修鐵路、使主張修鐵路者居于“不道德”的“道德劣勢”。對鐵路，他們首先也要問一問是姓“君(主)”還是姓“共(和)”，然后“論證”鐵路姓“共”，所以中國絕不能修。對什么器物都要問“姓”什么的“性質”之爭、將技術問題道德化、意識形態化也可說是中國的悠久傳統之一。

　　洋務派重要人物、南洋大臣劉坤一以圓滑著稱，知道反對修鐵路者力量強大，所以上奏時態度模棱兩可，認為修與不修各有利弊，最后要求清廷飭令劉銘傳再仔細推敲修路的利弊后再作決定。

　　由于反對者力量強大，而洋務派并沒有理論創新，很難從“道德”、“意識形態”層面反駁頑固派的詰難，所以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發布上諭：“疊據廷臣陳奏，僉以鐵路斷不宜開，不為無見。劉銘傳所奏，著毋庸議。”這次爭論以頑固派力論鐵路姓“共”不姓“君”、不適合中國國情而戰勝洋務派而結束，中國近代化再次受挫。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