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立誠：現在是歷史熱。一位領導干部最近在一個座談會上說，改革開放初期是文學熱，進入1990年代是經濟學熱，后來又有一段政論熱，現在是歷史熱。先后四個“熱”，現在輪到歷史領銜主演。

　　到書店看一看，各種各樣的中外歷史著作滿坑滿谷，真是浩如煙海。通史、斷代史、領域史、行業史、運動史、專題史、人物傳記、古代詩文、各代野史、歷史小說、歷史隨筆、經典解讀等等，蔚為大觀。影視作品也是歷史片占多數，打開電視就見到古人。中國大片都是歷史題材，虛擬的電影故事也是以古代為背景，沒有未來的。中央電視臺講述歷史的《百家講壇》欄目受到空前追捧。于丹講《論語》的書印了170萬冊，易中天講三國歷史的書印了50萬冊，劉心武研究《紅樓夢》的著作賣到50萬本，這些數字是相當驚人的。這從一個側面說明當前的歷史熱熱到了什么程度。

　　雷頤：歷史熱其實是正常的。你看，無論是美國、法國、英國和俄國，每年暢銷書都有歷史著作，歷史書占據了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從某個角度來說，歷史熱也是我們社會變化的一個反映。

　　不知道你有印象沒有，1980年代那個時候，歷史很邊緣、很冷。從上世紀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期，發生了“史學危機”。當時的情況是，愿意研究歷史的人很少，投入多產出少，寫作起來很困難，讀者也很少。這被當時稱為史學危機。《光明日報》還就史學危機問題展開過討論。討論內容包括為什么會發生史學危機，怎樣解決這個問題等等。這個討論在歷史學界是很有名的。史學界不少人都提出對策，想解決史學危機。跟現在對比一下，這個變化不是太大了嗎？

　　馬立誠：中華書局的朋友說，他們也扭虧為盈，開始賺錢了。從史學危機到歷史熱，你覺得變化的原因是什么？

　　雷頤：一個重要原因是，過去有一個階段，對歷史的理解有些僵化，比較狹窄，把很豐富的歷史變成一種公式。所有的朝代史，一講課從頭到尾幾乎都是統治階級實行殘酷的剝削政策，激起了多少次農民起義等等。當然，了解農民起義是有意義的，但在很長時間里，歷史寫作變成了框架的解說和印證——“由于統治階級什么政策，激起了農民起義，這說明了什么什么。”就是這么個公式。每個歷史人物都給貼上了階級標簽，用這個標準判斷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好人按照一個模式寫，壞人也按照一個模式寫，臉譜化、教條化。這種歷史寫作，不可能很生動、很感人，普通讀者也覺得很教條，很干巴，不愿意看。這樣寫歷史，使人獲得的教益也是很有限的。

　　很長一段時期，我們的歷史教育也是這個路子，學生學出來了，照葫蘆畫瓢，怎么能吸引人呢？

　　這種情況從1950年代就開始了。中國原來的歷史傳統，比如司馬遷的寫法，是比較豐富的，充滿了生動的細節。但后來，漸漸地公式化教條化的東西就多起來了。到“文革”期間，這種情況發展到令人瞠目的地步。文革開始的時候否定一切，把歷史上一切統治者都否定掉。而到評法批儒的時候，又說法家好，把韓非子說成偉大光榮正確，歷史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歷史完全被“四人幫”的政治陰謀所利用，史學成為“文革”工具。比如批林批孔批周公，說周公怎么樣，周公的肩膀怎么樣，實際上是“四人幫”要批

周恩來。當時普通人看不懂“批林批孔”的奧妙，不明白到底要干什么。“四人幫”不公開說，拼命暗示。人們對這種歷史講述產生了極大的反感。這是史學危機的原因之一。改革開放以來，史學研究從這些弊端當中走出來，解放思想，情況就開始變化了。

　　馬立誠：前些日子我在潘家園買了兩本厚厚的書，一本是法家代表人物傳，另一本是法家著作選。人們面對這樣的歷史怎么能感興趣呢？“以階級斗爭為綱”在史學領域貫徹的結果，導致了教條化、簡單化、粗暴化。“文革”結束以來，史學界突破極左束縛，研究角度和表述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就為今天的歷史熱創造了前提。關于研究角度創新，就我目力所及，比如對太平天國的研究，對洋務運動的研究，與過去比，就有不一樣的視角。袁偉時、茅海建的近代史研究，高毅、朱學勤的法國大革命史研究，都提出了富有啟示的新思路。至于表述方式方面的變化，那就更明顯了，下面再詳談。

　　其實，中國人對歷史的興趣一直很高。陸游有一首詩：“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后是非誰管得？滿街爭說蔡中郎。”蔡中郎是蔡邕，東漢才子，蔡文姬的父親。到了南宋還“滿街爭說”，這不是熱嗎？在明末，專講歷史故事的說書藝人柳敬亭熱的程度更令人大開眼界。黃宗羲、吳偉業都為他作傳，張岱撰文稱頌，南方大軍閥左良玉引他為知己，讓他參與軍機要務。現在的歷史熱也可以說是一種傳統的延續。

　　雷頤：中國是史學大國，構成歷史熱的要素非常充沛。這方面的資料、話題多到不可計數。美國才200多年歷史，沒法比。中國老百姓對歷史特別感興趣，茶余飯后談歷史也很多，歷史本來應該是熱的。以前很冷，是不正常的，就我國情況而言，歷史熱應該是一種常態。目前我們稱之為熱，是因為從前的冷。

　　當然，之所以產生歷史熱，根本的一個原因還在于史學自身發生了很多變化。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