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土大國受制于人處境尷尬

　　關鍵性技術“稀松” 市場話語權旁落

　　記者在“稀土之都”包頭市采訪，一些專家感嘆，我國稀土科研與應用推廣整體上仍大大落后于美國、日本、歐洲甚至韓國，“稀土大國，科研弱國，技術受制”的尷尬局面尚未改變，無奈淪為發達國家的稀土原料、初級產品加工基地。

　　“工業味精”作坊式生產

　　稀土自1794年被發現以來，其新功用不斷得到開發并實現產業化。原包頭稀土研究院院長馬鵬起介紹說，在一些傳統領域，產品中加入適量的稀土，性能就會得到一些驚人的改變，為此稀土有“工業維生素”、“工業味精”等美稱。

　　目前，稀土產品已廣泛應用于電子信息、生物、

　　盡管每年稀土采選、冶煉、加工等工業的產值僅百億元人民幣左右，是個小產業，但帶動的終端應用領域產值卻超過數千億美元。據測算，稀土科研的投入產出比在1：24以上。

　　馬鵬起說，我國的稀土科研起步晚，目前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產業化水平整體落后于發達國家10年左右，一些關鍵技術受制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

　　作為“稀土之都”，包頭市現有稀土科研人員近1500名，約占全國的1/3，國內唯一的稀土研究院也在包頭。包頭稀土研究院科研管理處處長馬志洪介紹說，稀土科研和產業分為原料、稀土新材料、元器件生產、終端產品四大領域，我國主要集中在前兩個環節，稀土采選、冶煉、分離提取、新材料制備等方面技術已很成熟，但深度和廣度嚴重不足，后兩個環節非常薄弱，主要跟蹤國外的科研進展，難有大的作為。比如用于機器人的功能器件、核磁共振器件、磁致伸縮材料等，在美國和日本前幾年便已實現實際應用，我國至今尚未實現產業化。

　　專家稱，發達國家稀土科研已普遍實現了在線計算機自動閉環監控，產品性能穩定、合格率高、成本低。我國很多技術雖在實驗室取得成功，但生產主要是作坊式的，手工操作多，產品一致性差、產量小、成本高，產業化面臨瓶頸。

　　身處低端喪失話語權

　　目前稀土永磁材料、貯氫材料等稀土應用關鍵技術專利絕大多數掌握在美國、日本和歐洲國家手中，嚴重束縛了我國企業發展，我國稀土產業在諸多領域受制于人。

　　內蒙古是我國最大的稀土生產基地之一，現有骨干稀土生產企業80多家，其中原料生產企業30多家，稀土新材料企業23家，元器件企業17家，但終端應用企業僅10家左右。2005年實現的20.6億元產值中，稀土原料生產企業占60%，其他企業僅占40%，稀土資源優勢尚未形成產業優勢。

　　“永磁之王”釹鐵硼是應用量最大的稀土功能材料，2005年全球產量達5.5萬噸，其中3.52萬噸為我國生產。但據中國稀土學會常務理事張宏江介紹，燒結釹鐵硼和粘結釹鐵硼技術的制造專利權分別屬于日本住友公司和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兩家公司還達成協議，規定同類產品若進入美國、歐洲和日本，必須同時購買雙方專利，并收取5%的銷售提成。

　　據了解，我國中科三環、寧波韻升等釹鐵硼龍頭生產企業，為出口商品分別投入4000萬多元購買釹鐵硼制造技術專利使用權。國內其他未購買專利的企業，出口產品受到極大限制，無奈只得以低于市場8%至10%左右的價格銷售給中間商。

　　內蒙古稀奧科鎳氫動力電池公司技術中心副主任邢志強說，2000年包頭鋼鐵集團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美國歐文尼克電池公司聯合投資4500萬美元，引進了設計年產760萬只鎳氫動力電池的生產線。不料生產線調試總不過關，項目至今未正常投產，先后投入的改造費用已近千萬元。我國科研機構雖然具有技術，但無產業化經驗，企業只得向日本企業求助，估計改造投入將高達5500多萬元。

　　權威研究院買臺儀器都很難

　　記者調查發現，科研投入少、研究設備差、人才大量流失等是制約我國稀土科研水平的主要原因。成立于1963年的包頭稀土研究院，最早為事業單位，1992年改制后進入包頭鋼鐵集團，目前一年事業經費僅300多萬元，勉強養活400多名離退休職工。無奈之下，稀土研究院辦了七家企業，收入主要用于解決工作人員的工資。

　　記者在稀土研究院采訪時發現，院里的科研骨干大多在企業兼職。該院教授級高級工程師許延輝擔憂地說，為經濟所迫，稀土研究院的基礎科研活動已很少，主要跟蹤國外的應用研究，如此下去非常危險。

　　據許延輝介紹，1984年至1988年，稀土院分來200多名大學生，如今僅剩下40人左右。全院累計流失的人才超過200人。目前國內的骨干稀土企業，幾乎家家有稀土院科研人員的身影。

　　稀土研究院教授級高級工程師黃焦宏是國內著名的磁致冷材料研究專家。他告訴記者，“十五”期間他承擔的國家“863”計劃課題——“室溫材料及室溫磁致冷機研究”，三年只獲得30萬元經費，根本不夠研究組10多名成員科研、參加學術會議之用。目前，課題組實驗室內的儀器大多是上世紀80年代的，有些甚至是上世紀60年代的，近五年未添置新儀器。

　　“超導量子測試儀”是磁學研究的必備儀器，一臺價值在17萬美元以上，稀土研究院無力購買，實驗樣品只得送往國外的科研機構檢測，往往一排隊就是幾個月。研究院檢測中心唯一的一臺質譜儀購于上世90年代，如今已嚴重老化，時常“罷工”。一些專家感嘆，在這種情況下想取得大的稀土技術自主創新成果很難。(任會斌 肖波 傅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