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在某種悖論中成長的群體：來自地方政府和地方產業政策的鼓勵與來自國家層面的控制始終交織在一起

　　文/本刊記者 何伊凡 任雪松

　　2002年2月，沙鋼的工人在多特蒙德市赫爾德區以踩氣球的方式慶祝開拆儀式時，距離沙鋼本部張家港錦豐鎮不足100公里的常州，一個叫戴國芳的人也開始了自己的鋼鐵巨頭夢。6個月后，經過對項目反復調整，他報批的規模從200萬噸拔高到了840萬噸。

　　2004年4月，“鳳凰”鋼廠的部分設備第一次在沙鋼啟動同時，戴國芳已經鋃鐺入獄。

　　關于“鐵本”的故事，沈文榮不愿意發表太多評論。鐵本垮掉之后很長時間內，諸多民營鋼鐵企業都被以另一種眼光重新打量。

　　玩鋼鐵的企業家具備“賭性”的不只沈文榮一個，戴國芳賭輸了，但就在鐵本事發后，民營

　　這是一個在某種悖論中成長的群體：來自地方政府和地方產業政策的鼓勵與來自國家層面的控制始終交織在一起，鐵本不過是在這個悖論中折戟沉沙的極端例子。

　　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中國民營鋼鐵企業經歷了兩個大的起伏。中國民營鋼鐵企業的第一次大發展，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經濟的強勁上行，直至90年代中期，基礎工業和建筑業極大拉動了鋼材消費，民營鋼鐵企業雨后春筍般地應運而生。僅河北唐山一地，大小民營鋼鐵企業多達700余家。

　　像沙鋼一樣，民營鋼鐵企業起步時一定程度上受國有企業產品結構布局分配的影響。當時國有企業朝板材、大型材、專用材的方向走，恰恰是逐步淘汰一些小型材，這等于給民營企業騰出了發展空間，盡管一無資源二無經驗三無實力，但市場反應速度迅速，由此民營鋼鐵企業斬獲了巨額的短期利潤。民營鋼鐵企業屬地基本都是地市級以下，很快就成為地方利稅和就業的支柱。

　　1999年前后，世界經濟低迷，加上市場無序競爭，只能自己準備過冬棉被的民營鋼鐵企業受損尤為嚴重。低技術含量、高產品重合度、貧血的資金鏈等癥狀集中爆發，很快出現大面積虧損。據《中國冶金報》報道，當時唐山市所能正常運行的民營企業所剩不足10%左右。

　　從2002年開始，中國經濟步入新一輪上升周期，并進入城鄉建設高潮和重工業化發展階段，全國民營資本仿佛又看到了10年前的“鋼鐵熱潮”，紛紛加大了對鋼鐵生產的投入。盡管多年的痼疾并沒有得到醫治，但靈活的營銷體制，嚴格的成本控制，再加上全行業的景氣配成了一劑麻藥，讓他們暫時忘了兩年前的傷痛。

　　四濺的鋼花再次點燃了地方政府關于GDP的想像，據說，北方某縣由于鋼鐵企業污染嚴重，縣環保局長被拎到市環保局挨訓，回來后縣長親自拜酒壓驚：“你為全縣人民受苦了。”這種氛圍下，對鋼鐵項目的審批、土地、貸款等關鍵環節在許多地方都大開綠燈。

　　蘭格鋼鐵咨詢公司專家馬中普當時就職于中國鋼鐵協會，他告訴《中國企業家》雜志，關于怎樣看待產業的動向，鋼協內部存在頗為激烈的爭論，“當時能預測到“十五”期間鋼產量能突破2億噸的人已經算有遠見了”。但到2003年，中國就成為世界上唯一年產鋼超過2億噸的國家�！啊朵撹F產業發展政策》就是那個時候醞釀起草的�！�

　　2004年以來，國家調控措施陸續出臺，直到2005年，《鋼鐵產業發展政策》發布，目前尚不能說過熱的發展勢頭得到了完全的遏制，但鐵幕之下的確有許多民營企業減產或停產檢修，庫存超過了正常儲量。之前大部分上馬快、盈利周期短的大路貨已逐漸滑入微利狀態，只能靠走量來維持高銷售額，這種狀況無疑讓未能升級的鋼企日子難過。

　　鋼鐵研究總院教授東濤認為，一些調控政策的效果往往適得其反。他在給鋼廠做規劃的過程中感受到數年來政策的調控檔位有三個階次的變化：第一次超過100萬噸，第二次超過500萬噸，現在超過1000萬噸�！斑@是什么概念？就是說在特定階段國家要支持這么大規模的企業，低于這個規模，土地、貸款、項目就都容易被卡住。”他說，這造成了大家爭著上檔次，地方接受到這個信息也鼓勵擴產，“本來300萬噸的，怎么也要搞到500萬噸吧。不過一旦發展失控，或惹出了大麻煩，地方政府沒有能力、恐怕也不會救你�！�

　　從這個悖論中殺出來的鋼鐵大佬，如沈文榮，是最早就放棄在低效率道路上直線前進的企業家，舍得更新暫時還能像印鈔機一樣的落后設備，而且數次搶點把盤子做大。更重要的是，沙鋼能與地方政府保持著一種互相尊重而又若即若離的微妙平衡。由此，沙鋼終于獲得了正面挑戰大型國企和走向國際化競爭的機會。它在接下來鋼鐵業全球整合洪流中的命運，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