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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前，管偉立創辦的溫州康寧精神康復醫院還是一家規模相當、經營狀況良好的民營醫院，更是浙南地區最大的精神類醫院，以及溫州最大的民營醫院。但從去年開始，溫州康寧醫院的性質發生了徹底的改變，因為投資者管偉立已申請把該醫院由營利性醫院，轉為非營利性醫院。
□贏周刊記者 甄靜慧
這個改變，意味著這家本屬于管偉立個人財產的醫院，已經變成了社會共同財產，而管偉立也從一個“老板”的身份，降格為普通的“院長”，失去了醫院的所有權。
對于這一切，管偉立有著深切的無奈，如果不是政策的轉變把他逼上了絕境，他無論如何難以作下如此痛苦的決定。
政策突變
管偉立原來是溫州市民政局精神病醫院的醫生，退職后于1998年與另兩名股東共同籌資數百萬，創辦起民營的康寧醫院。
他告訴記者，之所以看中民營醫院這個市場，是因為國家剛剛開放民營醫院市場時，并沒有現在的“營業性醫院”及“非營利性醫院”的說法，當時國家鼓勵創辦民營醫院，作為公立醫院的補充，因此政策還是相對寬松的。
政府雖然不可能像對待公立醫院那樣，給民營醫院撥款和補貼，但在征地和配套費等方面都給予了優惠政策；而更重要的一點，就是稅收政策——在“營利性醫院”的概念產生之前，民營醫院并不需要像企業那樣交納各種稅費。
在這樣的情況下，康寧精神病醫院跟很多經營良好的民營醫院一樣，漸漸穩步發展起來。很快，擁有數百張病床的康寧醫院已經被確定為社保定點醫院——在管偉立等人看來，這是醫院發展態勢良好，并步上正軌的重要標志。在對未來充滿美好憧憬的情況下，管偉立和另兩位股東不但每年都對醫院不斷追加投入的同時，更訂立了“15年不分紅，有了盈余再分紅”的協議。
一切看起來都相當美好，然而2001年醫療機構分類管理方案的實施，卻讓康寧醫院的投資者們深切體會到“好景不長”的真正含義。
醫療機構分類管理方案把醫院劃分為“營利性醫院”及“非營利性醫院”兩類，民資的康寧醫院理所當然地被劃入“營利性”范疇，自此之后，民營醫院就被看作與企業等同。
根據衛生部醫院管理活動辦公室研究員趙淳介紹：按照規定，對營利性醫療機構取得的收入，按規定征收各項稅收，這筆稅收大約占到民營醫院總收入的8%左右。
然而各民營醫院的投資者卻表示，醫院實際上所承擔的稅負，遠遠超過了專家公布的8%。管偉立表示，按照國家規定，醫療服務的稅收被納入到“服務業”的稅目當中，而該稅目的營業稅稅率是5%。以一家年營業額3000萬元，醫護人員及其余工作人員共150人的中型民營醫院為例，該醫院一年需繳納營業稅150萬元。
而作為服務性行業，職工工資凡超過960元的，除了繳納個人所得稅外，企業還必須為超出部分支付33%的稅款。若醫護人員和其余工作人員按人均年薪5萬元計算，則醫院必須每年須再支付近200萬元的稅款。
除此之外，醫院還必須繳納車船稅、房產稅，以及其余一系列零星稅收，這部分稅收大約占到總收入的3%左右。如此一來，一家年營業額3000萬元的民營醫院，一年納稅總額接近500萬元，幾乎占到總收入的20%。
政策一公布，包括康寧醫院在內的眾多民營醫院投資者都仿佛掉進了臘月寒冬，因為這樣算下來，絕大多數的民營醫院都非虧本不可。
無奈“變性”
對此，趙淳表示，考慮到民營醫院盈利周期的問題，政策出臺時還附帶規定，民營醫院自其取得執業登記之日起，3年內給予一定的免稅優惠。
然而，據業內人士計算，運作3年的民營醫院，能有10%的純利就很不錯了，民營醫院一般要到運行10年左右，才會有20%~25%的純利潤，能夠在沉重的稅負下生存下去，所以說，3年的優惠期對于他們來說只是杯水車薪，免稅期一結束，仍然要面臨虧損的局面。
深圳深聯醫院董事長廖志仁憤憤不平地說：“現在很多營利性醫院實際上已經開始承擔起社區醫療的職責，每年要承擔區域內幾十萬勞務工人的就診，平均每張處方只有30元，但卻還是要按照營利性醫院的稅收政策照常納稅，這是不公平的�！�
面對這樣的情況，政策出臺后很多民營醫院都聯合起來向相關部門反映，而得到的答復是：未來將會根據民營醫院的實際發展狀況調整稅收政策。
面對這樣的狀況，民營醫院當時面臨著兩種選擇：一是相信相關部門的承諾，安心把醫院辦下去，等待政策的調整；二是為了生存，不得不出下策，以各種欺騙的方式拉攏患者，干脆趁3年免稅期內賺一筆就走。
這幾年來民營醫院普遍存在的誠信危機，顯示著很多醫院都選擇了后一條路。但康寧醫院卻選擇了前者。用管偉立的話來說，醫院已經做到這樣的規模，既是社保定點，又有著幾百個床位，不可能說走就走，他已經騎虎難下，只有焦盼得引頸等待政策的調整。
“我苦等了五年，再也等不下去了�！睆墓軅チ⒌恼Z氣里，可以聽出他心中的痛苦與無奈。去年醫院的免稅期已經過去，眼看著本來生機勃勃的醫院因為一個月接一個月的虧損而搖搖欲墜，他知道自己必須作出抉擇。
“所有可行的路我都想過了。老實說，為了生存，甚至連逃稅我都想過，但我們是社保定點醫院，規模又大，不可能大規模逃稅。想賣掉呢，現在誰肯要這樣的燙手山芋？”——最后，管偉立和另外兩位股東選擇把自己一手創立的醫院由“營利性醫院”轉變為“非營利性醫院”。
對于三位股東來說，從此之后醫院再不是自己的了，已經歸社會所有，管偉立在康寧醫院里只是一個擁有經營管理權的院長，他們約定15年內不分紅，但即使是15年后，也永遠不會再有“分紅”的出現。現在，對于他們來說，唯一可安慰的就是，沒有了稅收的負擔，康寧醫院又重新煥發起生機，避免了走向滅亡的結局。
跟康寧醫院的想法相似，不久前，河北以嶺醫院也同樣走上轉型的道路。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像他們那么看得開，像康寧醫院這樣因為稅負沉重而面臨危機的民營醫院極多，但有勇氣把醫院轉為“非營利”性質的則少之又少。有的投資者聽說轉為非營利性醫院可以不交稅，也遞交了申請，但后來聽說轉型后投資回報再也收不回來，就中途打了退堂鼓。
政策陷阱
在采訪中，記者發現，民營醫院的投資者當初看中這個市場的原因，多半離不開醫院的免稅政策。
正如管偉立所說，“自由定價”的權利并沒有給民營醫院帶來什么優勢，而稅收才是攸關生死。可是，當投資者大把大把砸下真金白銀，民營醫院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后，政策一變，民營醫院每年就要繳納總收入近20%的稅收。本來民營醫院與公立醫院雖不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但也不至于受到嚴重的歧視，但現在天平卻突然全然傾側。
突然改變的政策在民營醫院投資者的心理預期之外，突然增加的稅收支出也在他們當初投資回報率計算的考慮因素之外，致使大多數民營醫院在免稅期過后，馬上從盈利狀態跌入虧損狀態。
針對這個問題，民營醫院方面曾經多次向有關部門反映，去年甚至有多家醫院院長聯合遞交過《民營醫院稅收問題建議書》，希望能夠延長3年免稅期，同時制定專門針對醫療特性的稅收制度，而并非簡單劃入服務性行業中。
雖然趙淳表示醫院所反映的焦點問題還是有可能得到解決的，但事實卻是《建議書》至今仍沒有得到答復。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倪紅日研究員亦向媒體表示，至少在5到7年內，民營醫院的營業稅改革都將難以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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