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選修課到必修課

　　本報記者 謝言俊

　　上海報道

　　19年后，很多人仍然記得那個京城9月，在人大校園里快意行走的全無瑕。

　　在那個盛行“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全無瑕有理由相信，她的張揚，不僅來自一身讓人驚艷的小丑裝扮，更源于她選擇的全新身份——中國第一批自己培養的知識產權專業人才，她是班里的四十五分之一。

　　1987年，全無瑕從吉林工業大學汽車管理專業畢業，毫無顧慮的考入了剛剛開設的人大法律系知識產權法第二學士學位班。

　　“我們是‘母機’下的蛋。”全無瑕戲稱。“人大知識產權教學研究中心起到了中國知識產權教育‘工作母機’的作用。”全無瑕的班主任，現任中心主任劉春田驕傲的指出，1987年的全無瑕和第二學士學位班一起，開啟了中國知識產權人才的培養機制。

　　就在“母機”啟動前的五年間，中國加入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成為它的第90個成員國；隨后《商標法》和《專利法》相繼頒布——這被視為中國知識產權制度建立的開始。

　　繼人大之后，知識產權專業在北京大學、上海大學等20多所高校迅速興起。據北京大學知識產權學院教授陳美章統計，全國高校畢業的知識產權人才至今已有約3000人。其中，本科1000多人，第二學士學位學生約1000人，碩士數百人，博士數十人。

　　19年后，全無瑕，還有更多從“工作母機”畢業的人，卻早已遠離了知識產權領域。“同學中，從事真正和知識產權相關職業的不到一半了。”

　　“工作母機”

　　“工作母機”的建立，直接來自當時已經年過半百的郭壽康教授的推動。

　　郭壽康，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版權講席，是唯一一位參加了《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三部法律起草的專家——這三部法律，被視為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的奠基之作。1992年前后，郭作為唯一的非官方成員參加中美知識產權談判。

　　1979年3月，53歲的郭壽康接到了起草第一部《專利法》的任務。這一年，“知識產權”在中國年僅6歲。郭壽康后來考證：直到1973年，新華社一篇外事稿中首次提到“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這是“知識產權”這個漢語詞匯的首次亮相。

　　而對郭壽康來說，起草《專利法》的窘迫讓他意識到，需要培養中國的知識產權人才。

　　派遣研究生出國學習成為了首選的方法。現任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田力普等成為了第一批幸運兒，臨行前，郭壽康等人對他們進行了3個月的突擊培訓。

　　但郭很快發現了不足：不僅出去的人數量很有限，而且不同的國情之下，國外所學不一定適用于國內的情況，“最重要的還是要靠自己培養人才”。

　　郭的想法得到了與其私交甚深的國際知識產權組織總干事鮑格胥的支持：“中國有了法律和審判制度，應該有自己的知識產權人才教育基地。”

　　合作從1987年開始，首屆知識產權法第二學士學位班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和德國政府資助下誕生，學制兩年，每年約招收30人。

　　考慮到知識產權涉及很多理工技術知識，招收理工專業本科畢業生的第二學士學位被認為是最好的培養模式。全無瑕回憶，班上45名同學基本都是學工科的，少數為數學、物理等理科專業。

　　雖然學位班受到了格外的關注，但在全無瑕記憶中，因為是第一屆，沒有什么經驗可循，當時課程設置并不正規。

　　一個無奈的安排是：傳統法律本科專業的課程《憲法》、《民法》、《刑法》甚至《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占去了絕大多數課時，而真正相關的專業課《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缺少足夠的講授。

　　雖是如此，經過19年的努力，“工作母機”的作用日益顯現。劉春田披露，人大共培養了第二學士學位畢業生500余人，另有碩士、博士近百人。1994年發布的《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狀況》白皮書中，人大第二學位班被列為中國知識產權專業人才培養的證據。

　　“國內只要是知識產權相關的活動和會議，一抬頭，主席臺坐著好幾個老同學。” 全無瑕說，他們第一撥學位班的同學，畢業后播下了知識產權第一粒種子。

　　1989年7月，剛畢業的全無瑕應原學校要求回到吉林工業大學組建法律專業，第一次開設了知識產權法課程。曹新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他所主持的知識產權學院已培養了15屆碩士研究生和5屆博士研究生。而李永明、楊建斌、巫玉芳(女)等則在浙江大學、黑龍江大學、汕頭大學等主持知識產權法課程及研究生教育。

　　1∶50的偏差

　　畢業返校開設知識產權課程1年后，全無瑕留學俄羅斯，專業涉及哲學、社會學、機械、法語，但再也沒有回到知識產權。

　　她的室友丁紅等4人出國、6人從政、3人投資房地產或煤礦。現在從事企業文化創意設計工作的全無瑕說，知識產權專業的畢業生們逐漸遠離了本專業，這與知識產權教育者的初衷相違背。

　　而這種遠離的趨勢仍在加劇。在人大1999屆35名第二學士學位畢業生中，僅有7名從事與專業相關的職業。北大知識產權學院2005屆知識產權第二學位班的畢業生總數30人，就業的26人中從事知識產權工作的不到50%。

　　這樣的數字，顯然與學者們描繪的國內知識產權人才需求“圖景”并不相符合。

　　北京大學知識產權學院教授鄭勝利推算：按照國際慣例，企業應按技術人員的4%比例設立知識產權人才，中國目前有200多萬技術人員，總需求量應是8萬人。

　　和不足3000人的總數、每年不到200人的增數相比，鄭勝利測算，國內知識產權人才的供求關系應該是1：50——這是一塊巨大的蛋糕。

　　但這塊蛋糕仍停留在“畫餅”的階段——如此巨大的需求并沒有在就業中真正體現出來。

　　據人大1999屆35名第二學士學位一位畢業生回憶，當年明確提出要知識產權專業畢業生的用人單位只有兩個：美的企業集團、山西萬家寨水利樞紐。而在當時，班上每個同學都把留京作為自己的不二選擇，兩個指標最終被浪費。

　　“在國家機關用人逐漸飽和后，企業應當成為富集知識產權人才的主體。”劉春田說，但目前除華為、中興等少數擁有核心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外，大多數國內企業尚沒有這種意識。

　　人大99屆第二學士學位班畢業生、上海智信專利代理有限公司專利代理人吳林松透露：該所每年代理的2000多件商標、專利業務中，絕大多數為在國外碰到糾紛的民營企業。

　　還有更多的原因讓畢業者們選擇了放棄——比如，“打假的艱難和時刻面臨著的人身威脅”。

　　人大99屆第二學士學位班畢業的7名堅守者中，在一家英國調查公司擔任打假調查員的張心聰就職僅半年零7天——2001年6月23日，一次觸手可及的死亡經歷讓他決然辭職。

　　而面對堅守本專業的優秀人才，教育者有著另外一種擔憂：他們正在大批流失到跨國公司，或服務于外企，成為中國企業的談判對手。

　　全無瑕的另兩位室友便是例子：蔡曉虹則成為在東南亞企業眼中首屈一指的專利、商標代理人，成為同學中最富有的一個；陳永紅留學德國，之后成為了美國一家跨國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

　　這樣的選擇還來源于利益的取舍。

　　115家涉外專利代理事務所(總共595家)中，業內人士介紹，代理國內企業業務通常只能賠錢或者持平，而國外的業務則忙不過來，占據了絕大多數收益。

　　而根據中華英才網的薪酬調查數據顯示，在跨國公司，專利代理人的年收入平均在50萬人民幣左右，排在律師之前。而在國內，年薪在10萬元左右，低于律師的14萬元下限。

　　“不僅僅是一個技術課”

　　據國家知識產權局統計，國內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的企業，僅占大約萬分之三。很多企業知識產權意識淡薄，99%的企業沒有申請專利，60%的企業沒有自己的商標。在這樣的背景下，絕大多數企業并未設置與知識產權相關的崗位或部門。

　　而這成為了解釋知識產權專業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

　　“不是我們不想招知識產權專業畢業生，而是很多人達不到我們的要求。”一位企業老總向記者抱怨，在企業看來，更大的問題在于人才的知識結構，他們需要懂技術、懂法律、會外語的知識產權人才。

　　顯然，更多的人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

　　中國高校知識產權研究會秘書長、北京大學知識產權學院教授張平認為，偏重知識產權法學理論的學習，欠缺實務操作訓練，因此難以適應社會的實際需要。

　　不僅是學者，官方也認同了這一說法。國家知識產權局出臺的《知識產權人才“十一五”規劃》指出，知識產權專業高層次復合型人才嚴重匱乏。

　　“和國內大規模的學歷教育相比，美國等國家更有效的辦法是把知識產權納入到國民教育的基礎教育當中。”郭壽康介紹說，在美國，只有在斯坦福等少數高校才有類似知識產權研究生的教育，學生比人大少得多。

　　“知識產權不僅僅是一個技術課，更應該是道德品質教育課。知識產權存在于那些經受良好教育，具有一定的科學文化素質的頭腦之中。”陳美章認為。

　　“一個旨在‘知識產權從娃娃抓起’的龐大計劃即將出籠。”陳美章說，這個由國家知識產權局組織專家制定的計劃，將爭取用10年時間在全國中小學范圍內開展知識產權基礎教育；把知識產權基本理論列入在校各專業大學生必修課。

　　國家知識產權局官方網站顯示，這個計劃還將包括“百千萬知識產權人才工程”——即到2010年，培養知識產權博士100人，培養知識產權碩士l000人，培養知識產權學士l0000人。

　　專家說，國際貿易正在從貨物貿易向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貿易的重心轉移，而我國自主創新戰略的確立將激發企業釋放對知識產權人才的強大需求。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前不久發布的數據證實了這一點：2005年中國通過專利合作條約提交了2452件專利申請，比上年增加了43.7%。至此，中國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