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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編輯部
中國正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13億人重新集合起來，向科學技術發起新的進軍。但這其實并不是一個新的使命，而可能是對我們文明記憶的一場復蘇。正如羅伯特·坦普爾在評論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時所說，中國人和西方人一樣都會驚訝地看到，近代農業、近代航運、近代石油工業、近代天文臺、近代音樂，還有十進制數學、紙幣、雨傘、釣魚竿
上的繞線輪、獨輪車、多級火箭、槍炮、水下魚雷、毒氣、降落傘、熱氣球、載人飛行、白蘭地、威士忌、象棋、印刷術，甚至蒸汽機的基本結構，全部源于中國。
如此看來，我們是早已有著創新歷練的民族，而拾起這樣的自信，或許正是重新上路的基礎。下面這一段，亦出自西方人之口:事實上，如果沒有從中國引進船尾舵、羅盤、多重桅桿等改進航海和導航的技術，歐洲絕不會有導致地理大發現的航行，哥倫布也不可能遠航到美洲，歐洲人就不可能建立那些殖民帝國。如果沒有從中國引進馬鐙，使騎手能安然地坐在馬上，中世紀的騎士就不可能身披閃閃盔甲，救出那些處于絕境中的少女，歐洲也就不會有騎士時代。如果沒有從中國引進槍炮和火藥，也就不可能用子彈擊穿騎士的盔甲，把他們打下馬去，因此就不可能結束騎士時代。如果沒有從中國引進造紙術和印刷術，歐洲可能要更長期地停留在手抄書本的狀況，書面文獻就不可能如此廣泛流傳。活字并不是約翰·古登堡發明的，那是中國的發明;人體血液循環不是威廉·哈維發現的，那也是中國的發現。“第一運動定律”也不是伊薩克·牛頓首次發現的，而是中國人早就發現了的。
然而，為什么許多人不知道這些重大和明顯的事實的真相呢?為什么反倒是西方人最后成為了現代科技革命的領導者呢?坦普爾說得尖銳: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國人自己沒注意到他們的發明和發現。如果做出這些發明和發現的主人自己都不再要求得到發明和發現權，如果連他們自己對這些發明和發現的記憶都淡漠了，那么這些發明和發現的繼承人何苦還要替他們去爭回丟失了的權利呢?
這的確是中國百年來最大的苦澀之一，也是今天我們重新出發、面臨的最大思維障礙之一，因為要做成一件事情，首先必然要喚醒一種精神。但直到今天，我們中的一些人并不曾想過，發明和發現曾令祖先們多么的激情澎湃，因此，我們自己又怎么能熱血沸騰呢?于是，代表了科技奇跡的互聯網，反倒把創造者遺忘了，在轟轟烈烈的博客運動中，我們看不到幾個科學家的名字，商業網站壓根沒準備把他們邀請為精英;于是，一些科學家自己也忘記了本原，方舟子說，中國學術造假現象不僅數量多，而且花樣也多，部分中國科研人員的聰明才智在這方面發揮得淋漓盡致!于是，不少公眾也失憶了，以至于一家小小的民辦醫院，僅憑幾句廣告詞，就可以讓那么多的人相信世界上真有一種神跡，“對所有男女不孕不育癥患者都能進行精確診斷和有效治療”，而影星歌星、電視也競相為其推波助瀾。這僅是醫院不義嗎?不，是民眾科學素養不足!于是，一些自詡為靈魂工程師的知識分子也昏噩了，以致作家中杰英憤言，目前文學家這個群體，“多數人的科學素養確實比較差。文學疏遠甚至糟蹋科學!”事實上，當一些最令人震驚、最能改變人類命運的科學發現進入民眾的日常生活時，一些最強調終極關懷的主流文學家們都銷聲匿跡了。從載人航天到基因工程，從納米技術到能源革命，從量子物理到大腦認知，從相對論到自組織現象，在這些深刻重塑人類面貌的領域，卻是文學家的缺席。我們還能奢望讀到21世紀的《哥德巴赫猜想》嗎?因此，這個時代，最大的威脅之一便是人文與科學的分離，它使我們的社會中原本鼎沸著的科學文化和創新意識的原湯，或會悄然冷卻下去。
但是，這一切，都不是這個民族本有的。我們寧愿相信，在整個歷史長河中，這只是短暫的失憶。創新的基因畢竟還在，找回中國失去的榮光，實際上，就是爭回發明和發現的權利。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起，我們重新開始向科學進軍，并在80和90年代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和科教興國，到21世紀初，特別是過去的一周里，我們又正式吹響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號角。科學的春天又一次到來，要在我們的記憶的老樹上催生新枝。國家科技大獎給了兩位老人。他們都很老了，既讓人傷懷，也使人感奮。電視主持人問，為什么要這么拼命地做科學?是因為興趣還是別的什么?他們說，當然首先是對這個五千年文明古國的責任。他們都是上個世紀早些時候從海外回來的，基本想法就是不服氣，“如果那時中國比美國差不多，就不回來了。”憑著這股不服氣之剛烈，憑著這種“爭”的勇猛，落后的中國，才做出了一些驚天地泣鬼神的事情，正如在長津湖，志愿軍創造了打敗美軍的奇跡。什么是創新精神?這就是創新精神。其核心是，作為一個中國人，要讓自己的祖國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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