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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富與原罪本不是什么新鮮的話題，中國高收入階層屢遭綁架甚至被“撕票”，其背后顯現的是社會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一邊是山西煤老板一次團購美國悍馬車20輛、大量購買京城豪宅，一邊卻是礦難不斷，不可計數的生命為這些豪奢生活奠基。
長長的名單在滴血
2005年9月1日早，家住大同市的某煤礦礦長白某怎么也沒想到，他的車被幾個拿槍的人攔住，他、司機、車一起被劫走。
三名綁匪向白某索要300萬元。經討價還價，白某同意給其80萬元。在綁匪的脅迫下，白某給其家屬和單位會計打電話，讓他們帶80萬元還賬。
在大同市云岡賓館門口，不知情的白某家屬與會計將準備好的錢交給前來取錢的綁匪。交錢時，他們發現取錢的人神色慌張，其中一人不清點現金便取走了30萬元。發覺情況可疑后，家屬與會計合力將取錢的人控制住并報警。
進入2003年以來，我國有數位富豪倒在血泊中：山西億萬富翁李海倉被殺；浙江溫州富豪周祖豹被殺；甘肅地產大亨劉恩謙被殺；四川明達公司董事長葛君明被殺……這是一個長長的滴血名單。隨著名單的不斷加長，關于“富人原罪”和“第一桶金的罪與罰”的爭論便愈演愈烈。
并非簡單的“仇富”心理
社會學家認為，對于“仇富心理”應該有三個基本判斷：這不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是少數人的心理；仇富不是仇視富裕本身，而是仇視某些富人的社會行為；仇富心理的存在有其客觀的社會基礎。
認為“仇富心理”是當今普遍存在的一種社會心理，這是多數人的主觀臆斷。廣州市某調查顯示，只有12%的人有所謂的“仇富心理”，88%的人都沒有這種心理。多數人都認為，追求富裕是人類的一個天性，并把它作為自己奮斗的目標之一。這些人是不會有“仇富心理”的。
其次看一下第二個判斷。所謂“仇富”并非仇視富裕的生活水平，而是仇視某些富人富裕的方式、方法和他們的窮奢極欲。有一些富人給公眾的印象就是花天酒地、為所欲為、為非作歹，這深為公眾所痛恨。
再看一下第三個判斷。“仇富心理”的存在是有客觀基礎的：有一些富人的致富不是由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所致，而是由于偷稅漏稅、坑蒙拐騙所得；有一些人在致富的過程中，不但沒有承擔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反而明目張膽地犧牲社會利益；有一些富人為了自己的發達，不惜犧牲廣大職工的利益，甚至是赤裸裸地榨取工人的血汗。這些丑陋的致富行徑很容易演化成“仇富心理”。
另外，“仇富心理”還由于所謂“富人原罪論”的被渲染而蔓延。有的學者把“富人原罪”界定為“民營企業家或富豪們財富來源的合法性問題”，也就是說，所有富人的財富來源都存在合法性問題。由于財富來源存在合法性問題，富人們的所有財富都有了“原罪”，每一筆財富上面“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這種理論為“仇富心理”提供了思想基礎。
我們該怎樣面對“仇富”
“仇富心理”盡管不是多數人的心理，但是作為一種不健康的社會心理，其負面影響不可低估。要努力減輕“仇富心理”帶來的社會影響，其路徑是：
其一，富人應當更自覺地、更廣泛地從事慈善事業，用慈善的方式回報社會。美國著名經濟時評人理查德·蘭伯特在英國《泰晤士報》上曾經放出高論：“在美國，你可以隨心所欲地聚斂財富。你可以擁有極多的財產。只有一個條件，你必須有所回饋，而且必須有人注意到你這樣做。而且你必須這樣做，否則你就永遠不會成為真正的大人物�！�
在美國，人們并不景仰富人，而是景仰對社會有所回饋的富人。正因為如此，《商業周刊》每年公布慈善家排行榜比《福布斯》每年公布的富人排行榜更能吸引人們的眼球。中國的富人從事慈善事業的深度和廣度都還遠遠不夠，政府應該通過政策引導和制定法律把富人們的慈善熱情變成實實在在的事業。
其二，富人應當更自覺地承擔企業的社會責任，把公司——一個單純的經濟動物變成一個誠實的道德的經濟動物。公司對內要對員工負責，對外要對社會負責，減少對社會的各種消極影響和外部性。
仇富是轉型社會中極易出現的一個社會問題，其背后暴露的是社會保障體系不完整，大量失業人群存在，被邊緣化的群體不斷擴大等現象，只有一個社會減少貧富之間的差距，社會保障體系得到完善，才是減少仇富行為發生的最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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