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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農村建設大規模推進 都市農業產業化如何轉型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12月27日 18:51 《時代信報》

  記者 李星辰 報道

  核心提示

  即使是在城市化進程中,需要壓縮農業的規模,也應該考慮都市農業產業化如何過渡,農副產品的供應體系如何向外延伸的課題。

  如果“下鄉軍團”在整個城市化進程中全軍覆沒,這可能對既缺乏資金和市場渠道,又沒有技術的傳統農業轉型帶來更大的困難,這實際上是對整個社會進步的阻礙。

  即將到來的新農村建設運動,是要真正啟動農村的消費市場,還是要進一步使農民和土地分離?問題的關鍵取決于誰去主導新農村建設及農民在整個運動中所承擔的角色。

  資本大步向鄉村進發

  “如果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能穩定,可能最終導致國內各種矛盾的集中爆發。”巴南區一位70多歲、曾經當過多年村長的老人擔憂地告訴記者,從目前的形勢發展來看,中央政府一再強調的穩定現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30年不變、50年不變的政策最終很難落實。

  這個老人的擔憂理由是,基層政府基本上無法做主,往往省市一級將規劃調整,原來的農村農業用地就變成了

城市建設用地,隨后
開發商
就乘虛而入,利用手中的資本和基層政府聯合完成整個圈地過程。

  一個基層干部告訴記者,目前城市化的手段有些簡單和粗暴,而這種簡單粗暴正是在整個過程中幾方力量對比懸殊的結果。盡管在農業現代化與家庭聯產承包制中也存在矛盾,比如一家一戶的劃分很難形成規模化,但是以前的這種土地流轉是在大農業的范圍內進行,這種有機的流動有利于對土地資源的更有效利用。但目前這種流動遠遠超出了農業的范圍,可能導致農業與其他產業的失衡。

  他認為,即使是在城市化進程中,需要壓縮農業的規模,也應該考慮都市農業產業化如何過渡,農副產品的供應體系如何向外延伸的課題,因為一個大都市,必須要相應的農業來與之配套,這些從事都市農業的人所做的工作具有不可替代性。基于此,如何讓這些曾經在農副產品供應體系中干得很好的人退出,并使其在其它地方進行發展是一個社會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實際上,國內外所有的資本現在都緊盯著土地,”重慶市社科院一研究人士指出,而這些資本與權力的結合讓圈地很難在短期內得到有效的遏制。

  他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目前國內大踏步的城市化進程,正是資本與權力結盟后由城市向鄉村進發的一個過程。但在這一過程中,正在使用土地的農業產業化業主和為數眾多的農民卻在整個社會處于相當弱勢的地位,對整個城市化過程缺乏話語權。盡管國內也有部分學者偶爾站出來呼吁一下,但這些聲音很快就被城市化的美好遠景淹沒。

  據市國土部門統計1997年-2003年全市已有30多萬畝農地轉為城鎮建設用地,按畝平供養2人估算,全市有約60余萬農村人口轉為城鎮人口。

  有關政府職能部門告訴記者,在重慶的城市化進程,從1/3不到的城市人口到只有1/3的農村人口,這個要有一個過程。按照重慶的擴城進度,重慶今后五年內將每年有50萬左右的農民變成城市居民。

  以城帶鄉解決三農問題

  “實際上,將農民從土地上剝離只是完成了城市化的第一步,”有專家指出,整個社會有沒有足夠的產業來支撐這些進城的農民,讓他們有足夠的工作崗位以保障其有新的生活來源。但是目前,全社會對農民進城的就業問題還缺乏政策資源和相關的配套措施。

  記者在秀山采訪時曾經看到讓人心酸的一幕,一個80多歲的老太太,在失去土地后,每天在烈日下靠撿垃圾為生。由于當地撿垃圾的人比較多,大家于是劃片經營,他們每天撿垃圾的收入只有3-4元錢,因此他們每天只能吃兩頓飯。

  “重慶以加快城市化的措施來解決三農問題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如果沒有相關的政策配套可能會有南轅北轍的反差,”一分析人士指出。

  在十六屆五中全會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已經明確指出,“十一五”三農政策的戰略目標是: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新農村建設是中國在城鄉關系、工農關系上的第三次重大調整。” 國家發改委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馬曉河認為,第一次調整是指1980年代實施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土地承包給農民,分權是其核心。2003年開始的農村稅費改革為第二次調整,“這次調整的核心是減負。”馬曉河說。

  “作為第三次大調整的新農村建設,是實現以工哺農、以城帶鄉的具體化方案,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實際措施。”馬曉河說,“三次調整內容和意義不一樣,過去政策是單向的,新農村建設是系統性、綜合的政策。

  跳出三農看三農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張曉山也認為,新農村建設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全方位政策設定。在以往的農村發展研究中,三農問題研究專家已經達成共識: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不在于三農本身,而是與之相關的整個宏觀經濟政策,所以要“跳出三農看三農”——我們要解決農業問題,就要大力發展非農產業;要解決農村問題,就要促進城鎮化進程;要解決農民問題,就要大量的轉移農村勞動力。

  但另一個側面也不可忽視。鑒于我國農村人口眾多的現實,即便是盡可能轉移農村勞動力,促進城鎮化發展,但仍將存在大量農村人口。有學者估算,到2020年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即使降到45%,仍會有近7億人,到2030年這個比例下降到30%,還有5億人生活在農村。

  “非農產業發展了,農業怎么辦?農業如何具有競爭力?如何使農業和國際接軌?城鎮化之后,農村怎么辦?農村是否能夠成為繁榮的、農民能夠享受和城市一樣公共產品的、安定繁榮的農村,而不是凋敝的農村?

  所以,有識之士指出,三農跳出之后,還得回到三農。

  “不光是修

高爾夫球場也好,還是建果園也好,發展才是硬道理,”陳開洪告訴記者,無論是整個國家,還是一個地區,發展都需要協調,如果某一個產業惡性膨脹,勢必導致整個社會的失衡。鑒于都市農業的不可替代性,也應該給這些從事都市農業的業主一條活路。如果“下鄉軍團”在整個城市化進程中全軍覆沒,這可能對既缺乏資金和市場渠道,又沒有技術的傳統農業轉型帶來更大的困難,這實際上是對整個社會進步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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