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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實習記者 葉建國 記者 張慶源、種昂 北京、濟寧報道
山東某醫院領導(被訪者不愿透露姓名)一個月前被衛生部官員召集在濟寧召開了一個“閉門會議”。會議的內容是就衛生部制定的《關于深化城市醫療體制改革試點指導意見》(以下簡稱《醫改意見》)發表意見，被邀請參會的包括當地多家醫院的領導。
這位參會的醫院領導透露，當日會議討論的其實是已經數易其稿之后的版本，即這份《醫改意見》的“7月13日稿”，而這一稿比之上一份“3月28日稿”又做了大幅改動。
但因為各方對其中一些條款仍然分歧巨大，至今，衛生部從未對外透露過此份《醫改意見》的任何內容，“會上征求意見時給我們發的7月13日那一稿，在開完會后就又被收回去了。”
該醫院領導說他現在也不清楚，衛生部在征求了他們的意見之后，還會對這份文件的內容做怎樣的改動，但“據說，文件年底就會出臺，明年初將正式開始實施”。
本報記者就此文件向衛生部官員求證時，衛生部政策法規部官員稱，“文件是由衛生部幾個司局一起在做，還沒有確定稿可以對外公布，出臺時間也不確定�！�
而記者就此《醫改意見》的“3月28日稿”與“7月13日稿”請業內專家點評分析時，專家普遍認為，文件內容對城市醫改的公益性色彩有了明顯的側重。
數易其稿 醫改側重公益性
據了解，衛生部制定此份《醫改意見》的動議始于2004年末，原打算在2005年1月份的全國衛生工作大會上公布，但對其中某些條款內容的巨大分歧，導致文件歷經近一年的反復斟酌修改，至今仍未能定稿。
在記者近日獲得的這份“7月13日稿”中，開篇就明確為衛生事業定性：“衛生事業是政府實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會公益事業�！倍谥暗摹�3月28日稿”中則沒有對衛生事業性質的明確表述。
除此之外，其他一些表述的變化，也凸現了7月版本較之3月版本更加著化了醫療衛生事業的“公益性質”(詳細對比，見附表)。
幾個月間，《醫改意見》由“市場化”愈來愈向“公益化”傾斜的轉變，耐人尋味。
始于20多年前的中國醫療體制改革，曾一度被“市場化”的思路所主導。在國企改革中占據主流的產權改革，也被引入醫院改革的嘗試中。
至2004年底，民營醫院的大量出現、宿遷醫改等樣本以及非典所暴露的中國在公共醫療方面投入不足等情況，更讓“市場化與公立醫院民營化”的思路成為中國醫改的惟一方向。
2004年底，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科教文衛法制司副司長宋瑞霖透露的一條信息，更被業界認為是對2005年初將要公布的《醫改意見》核心內容的權威表達。
宋瑞霖當時稱：“國資將逐步退出公立醫院，在政府所屬醫療機構中，國有資產的持股權不低于51%。”這是政府高層第一次對醫改表達明確的指向。
但是，原定于2005年1月在全國衛生工作大會上公布的《醫改意見》，并未如期出臺。直至3月28日，才小范圍地公布了這份“3月28日稿”，供系統內部討論。此后，山東濟寧等一些地方醫院開始被衛生部官員召集開會，討論對此份文件的意見。
而在衛生部的《醫改意見》還未來得及最后敲定之時，今年7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國研中心)一份報告的結論，卻在一時間將中國醫改成敗與否的爭論擴大至全社會。
今年7月28日，國研中心發展研究部副部長葛延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完成的一份“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課題報告，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醫療體制改革基本上不成功”。
一石激起千層浪，一場關于中國醫改的大討論隨即拉開帷幕，一直持續至今也沒有定論。有消息稱，國務院某領導基于老百姓對“看病難、看病貴”的抱怨，認為“老百姓不愿意，那就說明此前的醫改確實不成功”。此前以“市場化”為主流觀點的醫改思路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
而比照此份《醫改意見》的3月版與7月版，一直在衛生部系統內小范圍閉門討論的這份醫改文件，顯然也在這幾個月間發生了重大變化——由市場化向公益性側重。
對于這樣的改變，中華醫院管理學會副秘書長張寶庫認為是必然的。張表示，衛生部的指導意見無論中間的討論稿是什么樣子，最終都不可能突破“政府主導和公益性”的底線。
據張介紹，1997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的《關于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和此后的《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務院體改辦等部門關于城鎮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指導意見的通知》(國辦發〔2000〕16號)中的關于城市醫療服務改革的原則性規定，確保了醫改的公益性質，因此，醫改朝著公益性的色彩轉變是必然的，“否則，文件就不可能以國務院辦公廳的名義發出來。”
醫改國家戰略化
那么，用什么樣的方式才能保證醫療服務的公益性？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的觀點是，對所有醫療衛生的投入都必須由政府來完成。因此，對“7月13日稿”，李玲并不認同其中“對社會資本進入醫療服務行業還是持歡迎態度”的內容。
“中國的醫改到這個地步，單純依靠衛生部門的推動，已經很難取得大的進展。”李給出的藥方是，中國的醫改急需放到更高的層面上來看待，“要當作國家戰略來對待”。
這與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的觀點一致：享受醫療，和吃飯穿衣是不一樣的，醫療消費有明顯的外部效應，必須要當作公共服務來滿足需求，在英國、中國香港等發達國家和地區，都是政府從提高國家人力資本的角度考慮、從國家戰略的高度對醫療服務進行投入，而且都是以人為本的投資。因此，楊團也認為，“7月13日稿”仍是“以醫為本”的部門思路。
但是，針對如何把國家醫療體制改革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的問題，各方觀點并不一致。
李的觀點是，在目前的情況下，衛生部受部門局限，很難推進醫改，可以考慮在衛生部之上、國務院之下設立一個類似中國醫療體制改革委員會性質的機構，協調衛生、財政、稅收、金融等各個方面的資源，從而有利于從更高層次推進改革�！斑@需要決策者的勇氣�！崩盍嵴f。
而楊團則認為，從社會權力劃分來看，醫療機構掌握著專業權力，公民缺少與其討價還價的能力，要想對這種強大的專業權力形成制衡，公民權力、國家權力、社區權力需要聯合起來對抗專業權力。
“但是，現在的情況是，衛生部門是和掌握了專業權力的醫療機構站在一起的�！睏顖F說，一個解決辦法就是，將醫療服務作為社會福利的一部分，這樣，衛生部就可以從實現各種社會福利的角度，對醫療機構的專業權力形成一定的制衡，這會有助于醫療衛生體制的良好運行。
數據顯示，中國目前的醫療資源投入大約占到GDP的5.5%。李玲說，這個比例和多數國家地區相比其實并不低，但是公眾卻無法享受如香港、澳門那樣良好的醫療服務，主要原因就在于醫療資源分布的不合理。
“現在醫療資源過度向大醫院集中，導致基本醫療服務投入不足�！崩盍嵴J為，這是結構性的失調，在不增加絕對的醫療投入的情況下，注意資源配置，就可以讓更多的公民獲得更好的醫療服務。
而楊團則認為，“就中國現在的國力來看，是有實力對基本醫療服務進行直接投入的�！�
這也是衛生部此份《醫改意見》中提及的重要問題之一。但衛生部官員并未向記者確認此份文件會否在今年底出臺，并在明年重新主導中國城市醫療體制改革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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