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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同集團是浙江海鹽的一家企業，曾是浙江第二大化纖企業，年產值最高達到16億元多，列全國化纖行業第17位。當然，這些令人頓生自豪感的數字現在只能用過去式來表達，因為這家企業已于2004年11月20日關門歇業，被浙江媒體稱為“猝死”。
超同“猝死”民企轉型契機？
浙江民營企業快速發展有很多因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存在著一個低效率的國有經濟。在那種普遍緊缺的市場需求和虛高的價格體系下，盡管民營企業缺少技術、資金和經驗，但效率較高，舍得讓利給客戶和不間斷地進行技術改造，很快把一些缺乏進取心的國有企業擠出了市場。這時又出現了中國外貿出口持續高速發展，于是，浙江民營企業在近30年中，發展速度不可多得。
不過這種順風順水的局面肯定會有個盡頭。超同“猝死”就是一個信號，很可能意味著浙江民營企業緊迫運營時期的到來。因為民營企業在發展自身的同時，也改變了兩個重要的約束條件。一是競爭主體從國有企業為主，轉變為以民營企業為主，最大化利潤幾乎成為所有企業的主要動機；二是市場需求增長趨緩，個別行業和產品甚至飽和。于是，競爭加劇、盈利空間壓縮，原先被較好的市場狀況所掩蓋的民企弱點，開始凸顯乃至放大。從表面看，超同關閉是由于資金鏈斷裂所致，但其深層次原因，則是市場環境、企業素質、經營理念、技術和管理水平等綜合因素所致。前不久倒下的“紹興縣百虎”之一雄獅集團，前身是赫赫有名的紹興縣第三紡織有限公司，也說明了這個問題。
浙江民營企業將在一部分企業死亡中，進入更高的發展階段。浙江民企從紡織等低層次產業起步，在這些產業中越做越歡，形成了低層次產業的路徑依賴，原因就是因為約束條件沒有大的變化，企業缺乏調整提升產業結構的足夠激勵。因此，除非經營環境的某種程度惡化，否則就不足以形成浙江民企調整提升產業結構的較強動力。顯然，浙江民企的重大轉型，將經歷死亡或生存的洗禮，這是必須付出的代價，從這一點說，超同雖死猶榮。
產業結構的代際鎖定需要突破
有媒體把超同關閉歸咎為其當家人吳李明的個人素質，這是很不負責任的判斷，是不公允的。因為你不可能要求剛剛放下鋤頭的農民企業家，能像歐美創業者那樣有很高的個人素養。這是一代在缺少物質和精神營養之中長大起來的創業者，他們具有與生俱來的勇氣和膽魄，但總體文化水平較低、知識結構不夠完善，甚至個人性格不盡如人意。而就是這樣一批企業家，把一代民企經營到現在這樣一個水平，具有非常了不起的歷史功績。因此，不管他們全身而退也好，重大失誤而退也好，只要不是由于個人品質的原因，就總體而言，他們個人是不應該被指責的。
浙江民企發展走到現在的份上，顯然出現了一種產業結構的代際鎖定現象。亦即整整一代企業家著重于生產經營紡織、服裝等低層次產業，而缺乏重大的產業結構調整。10余年前，我在義烏采訪過一位女個體戶，高中文化水平，當時大概30多歲，經營絲巾扣和絲巾。前不久我又設法找到了她，想看看這十多年來的變化。變化確實很大，原先只是在家里放一臺熱定型機，現在有了一個數十個工人的小工場；原先只是在市場里設一個不到一米長的小攤，現在還有了一個兩間門面的店鋪；原先只是和國人做生意，現在則大量地與外商做生意。然而，她所經營的仍是那種粗俗的化纖絲巾。雖然這亦非易事，但畢竟在事業上只是一種量的放大。在這十幾年里，她也嘗試過經營服裝、娛樂業等，但最后還是回到絲巾上。“你以為我不想做其他嗎？太難哪。”
當時我突然想，我們很可能不應該在產業結構調整上，對這一代企業家有太多苛求。一則具有產業結構調整提升的知識和心理準備不足的障礙，以及對于轉型機會成本的重重顧慮；二則長期缺乏創新沖動的激勵，起先是低效率的國有經濟，接著是旺盛的境外市場需求，還有勞動力、土地等要素價格長期較低。所有這些形成了浙江民企產業結構代際鎖定的內外因素，因此這一代企業家注定是以生產經營低層次產品為主，他們的歷史使命就是進行資本原始積累，至于浙江產業結構的進一步調整提升，則將在浙江人力資本快速積累和企業家的代際更替中實現。
給新新人類創業更多理解和服務
這就出現了一個以新新人類創業為主，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的重大轉折性變化的課題。新新人類一詞，除了意指年輕一代外，更著重于意指其與父輩具有太多不同想法的年輕人。他們將在父輩構筑的平臺上，以全新的創業理念和方式，生產經營全新的產品和勞務。
這其實也是一個世界性的產業結構調整規律，最典型的是IT行業。上世紀40年代末期，老牌的美國貝爾實驗室研制成功了晶體管，然而用它做成世界第一臺半導體收音機的，則是開業不久的日本索尼公司。半個多世紀后，IT行業的核心元件CPU，是由一群年輕人組成的團隊英特爾公司生產的，第一臺電腦是由兩個年輕人在車庫里用現成器件搭起來的，最為成功的操作系統則由一位哈佛兩年級大學生和他的同伴完成，一個改變世界的產業就這樣在新新人類手上迅速發展起來了。雖然浙江這一代企業家，仍將在產業結構調整提升上作出重大貢獻，但重大的、轉折性調整提升，大概將由新新人類來完成。我們當前在產業結構調整問題上，更多的是要關注、呵護那些年輕企業和年輕的企業家，還有那些初出茅廬、不知天高地厚的創業者。
政府、學者和媒體，出于各自偏好和認知水平，總是給企業家提出太多的要求，然而只要不改變約束條件，企業家的行為是難有大的變化的，多虧經濟環境自會導致約束條件變化，多虧這是一個新人輩出的時代。被代際鎖定的浙江產業結構，自會在代際更替中實現快速的調整提升。當然，這也需要政府、學者和媒體，從一種全新的視角進行理解、研究和提供低成本的公共服務，以加快這一進程。這或許就是我從超同“猝死”中解讀到的信息。(作者為浙江省發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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