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呂尚春/文
二十余年的發展過程中，對城市化的重視不夠，城市化的戰略始終搖擺不定。興辦鄉鎮企業，給農民的一個政策是“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那時候對農民進城如臨大敵，你們搞工業化挺好，在村里搞，千萬別進城里面來，給今天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留下一個弊端。今天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問題之所以尖銳，就業問題之所以面臨嚴峻形勢，
和城市不足密切相關。
由于沒有城市化，中國的運輸距離就大大延長了，運輸成本是日本的兩倍，日本雖然是一個狹長的島，但是它的運輸距離很短，就是因為它每一個城市圈都能形成相互的產品供給或者原料供給，而我們過去叫做南糧北調，北煤南運，每噸貨物運輸價值非常高，必然帶來土地的浪費，交通運輸距離成本提高。所以必須用高速發展的城市化來替代這些缺陷，才能克服這些存在的困難。
政府和市場，老百姓遠期利益和近期利益，公共利益和商業利益，以及我們發展過程中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的矛盾，全部在短期內集中激化，為什么北京動物園搬不搬家引起市民那么多關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制定新的城市化戰略。
對話嘉賓
陳淮 中國城鄉經濟研究所所長
任志強 華遠集團總裁
主持人
何巍 新浪房產頻道編輯
選擇了山洞，耽誤了“城市化”
陳淮：中國城市化也是一個大話題，也是我們全面小康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物質基礎和臺階。可以這樣說，中國國民經濟現在面臨的多少重大難題，比如說就業、三農問題、基礎設施不足、產業結構升級，以及國有企業改革改制，另外2005年進入WTO過渡期，怎么應對外來競爭，以及怎么克服資源瓶頸，哪個問題都夠大，這些都系于城市化拓展出的空間有多大。可見城市化有多重要。
但是在城市化發展歷程中，從遠處說建國以來多少年中，我們采取了一種歧視、反對、排斥城市的態度，比如曾經很長一段時間內要求“先生產，后生活”，即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建工廠，最多建點工人新村就行了，不懂得城市是一個優化資源的組合系統，因為那個時候最重要的任務是準備打仗，要準備打仗怎么辦？“山、散、洞”方針，即“靠山、分散、進洞”。
正因如此，七十年代的北京，那個時候建的房子都是簡易房，現在還依稀可見，北京都這樣就不要說別處了。
記者：在改革開放之后，城市化情形是否得到較大幅度改善？
陳淮：改革開放以來，可以說成也城市化，敗也城市化。
成，長三角、珠三角令我們引以為榮，珠三角就是一位中國老人在南海邊劃了一個圈，平地興起一個新城，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的前沿和窗口，帶動了我們整個華南地區的興旺發達。長三角則以浦東開發為龍頭，帶動了長江下游地區一大片城市群的發展。我僅舉一個例子，中國對外開放走到今天這樣的地步，沒有14個沿海城市的對外開放，不會有今天這樣的成就。
但缺陷也在于城市化之后。在前二十余年的發展過程中，對城市化的重視還是不夠，城市化的戰略始終搖擺不定。
我舉兩個例子，那個時候農民興起辦鄉鎮企業，給農民的一個政策是“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請注意“不進城”。那時候對農民進城如臨大敵，你們搞工業化挺好，在村里搞，千萬別進城里面來，給今天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留下一個弊端。今天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問題之所以尖銳，就業問題之所以面臨嚴峻形勢，和城市不足密切相關。
我再舉一個例子：北京在解放前是消費型城市，解放后是生產型城市，于是就有了首鋼等一大批工業企業發展。后來又說北京太大了，如果打起仗來不方便，所以那時不是農民進城，而是城里人都到鄉下去了，“下鄉”了。
改革開放以后，北京開始提出產業結構調整，叫“退二進三”，退出二產進入三產。但過了一段時間之后，發現光搞服務業、旅游業不能支撐北京這么大城市的優勢資源，比如說北京的高科技優勢，以及密集的人才資源，后來就發展高科技產業；后來又發現單搞高科技產業，倒是有一定的前沿性、先進性，但就業容量不夠。之后，還搞過一段時間首都經濟，但也未見效，現在轉了一圈，才知道原來二產不能放棄，北京現在重新定位自己的產業結構，包括汽車在內成為產業選擇的核心。這樣看是不是走了一大彎路？
我再講個小故事，2002年首都機場2號航站樓投入使用，2號航站樓是為誰修的？那個時候是為2008年奧運會修的，2號航站樓修好以后1號航站樓基本上不用了。2003年，僅僅過了一年，這個為08年奧運會準備的2號航站樓超飽和，我們不得不及時把1號航站樓重新裝修使用，還得趕緊蓋3號航站樓，之后還不行，還得建第二機場。城市化給我們帶來的變化，經常遠遠超出人們的預期和預料。
任志強：中國的傳統是重農抑商，我們看到有幾個朝代，如唐朝絲綢之路，明代鄭和下西洋，都是中國對外開放貿易程度最高的年代，而那些朝代也是發展最好的時期。
從國外可以看出來，大多數城市不是因為有了一個關防，有了一個中央政權或者地方政權而形成了城市，而是以集市貿易，更多是商品流通交換形成的城市，有點像我們深圳、上海。而中國的傳統是官僚政府，地方的衙門，城市的要塞、關防而形成的城市。
就當前城市圈的帶動作用看，相比之下，日本的三大經濟圈，大概要占到日本GDP60%-70%，但是長三角或者說加上珠三角也就是占40%、50%這樣，離城市群真正發揮作用，形成GDP的核心生產力還有一段距離，就是因為我們城市化速度太慢，我們城市化的基礎成本太高。
由于沒有城市化，實際上中國的運輸距離就大大延長了，中國的運輸距離大概是日本的兩倍，日本雖然是一個狹長的島，但是它的運輸距離很短，就是因為它每一個城市圈都能形成相互的產品供給或者原料供給，而我們不行。過去叫做南糧北調，北煤南運，每噸貨物運輸價值非常高，必然帶來土地的浪費，交通運輸距離成本提高，道路占用人均面積的無效等等一系列問題。所以必須用高速發展的城市化來替代這些缺陷，才能克服這些存在的困難，有可能讓我們的GDP更加有效。
從居民消費情況來看，城市化會成為一個阻擋不住的浪潮，當人們逐漸富起來一定會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全世界都一樣。中國還有一個特點，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在城市的完善程度遠遠大于農村，使更多人開始想擠入城市，比如江浙一帶每年城市化高的可以達到2.8%，就是因為這些地方農民開始比其它地方農民更富，富了之后就會向城市集中。
城市化面臨的突出矛盾
記者：從現在看對于城市化的疏忽，問題出在二十年前，那么現在呢？現在城市化的突出矛盾是什么？現在出臺一波又一波的政策來調控，可以看出居住公平是目前政策所強調的方面，怎么樣提高效率才能做到真正的平衡？
任志強：第一個突出矛盾可能是土地問題，目前的做法是要把農民用地廉價地變成經營用途的，這會激發農民就業、保障等系列問題，另外一個方面從糧食生產角度看，由于糧食單產低，需要面積就多，所以產生城市用地和農村用地之間的矛盾，這是第一個需要解決的矛盾。
第二，城市基礎設施落后。前幾年重點突出在基礎設施上，包括大量的國債發行。即使這樣，到今天為止基礎設施仍然嚴重不足。
陳淮：應該說中國城市化面臨的問題非常之多，首先是客觀的，然后是主觀的。從客觀上我們資源準備不足，土地是資源，能源也是資源。中國13億人，預計到2020年中國城市化超過50%，那時候有8億或8億5千萬人住在城里面，有沒有這么多地？有沒有這么多能源？舉個例子說，現在我們建房子，和居住過程中生活耗能，占一次性能源消耗40%以上。今年的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當中特意提出一個最重要的概念，我們要建設節能型社會，雖然人們住得起大房子，但我們并不提倡住大房子，并不是僅僅抑制富人奢侈消費，而是從客觀上，沒有那么多資源。
第二，主觀上，簡單地說，我們對這樣一個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在理論準備、政策理論、社會保障體系準備、制度建設方面準備，以及相應資源、物質準備都不充分，之所以過去兩三年來遇到征地、拆遷、房地產過熱不過熱、房價高不高等很多的矛盾，這就是在城市化過程中，城和鄉之間的矛盾關系尖銳了，得占地。拿農民的地，怎么安置？城市社保資源不充分問題暴露出來。
政府和市場，老百姓遠期利益和近期利益，以及我們的公共利益和商業利益，為什么北京動物園搬不搬家引起市民那么多關注？商業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矛盾，以及我們發展過程中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的矛盾，全部在短期內集中激化，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制定新的城市化戰略。
農民、地產商與政府如何相處
記者：在城市化過程中，不同的主體包括地方政府、地產商等，他們是城市化過程中參與者，他們之間應該怎樣處理好彼此之間的關系？
陳淮：沒有一個利益主體是惟一的，而利益關系也不只表現為惟一方面，比如說這塊蛋糕我吃了你吃不著，城市化過程中不是這個關系，相互之間是辯證關系，相互以對方存在作為自己存在和發展的基礎。
可以這樣說，城市化擴張給農民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就是把壓制在土地上低生產效率下手工勞動方式從這個條件中解脫出來。這是一個長期的關系，短期看，你占了我的地，我的失業、失保的問題馬上就表現出來了，我眼下怎么辦？你能給我在城里找到工作？讓我和城市市民一樣享用一樣的保障體系？你就是把城市居民的保障體系全給了我，我在城市的勞動技能還沒有獲得，這個矛盾是顯而易見的。
再一個人們老說政府應該這樣做，應該那樣做。政府首先是保證每一個人有機會分享城市化和經濟擴張的好處，按他提供的資源是這樣一個資源，而不是讓一部分人享受城市化資源，另一部分人在城市化中受損。這需要民眾和政府，商業利益和公共利益，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個別利益與整體利益相互兼顧，統籌安排，每個人才有機會更多更好地分享城市發展的好處。
任志強：相對于澳大利亞的人口，其可用土地近于無限，他們有一段時間也曾經高速地向外延發展，用低密度住宅，向農村或者向邊緣地區發展，但最后得出的結論的是，政府公共財政支出的成本過高了，因為這些道路，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包括電、電話等等它會用大量公共財政支出、維持。所以澳大利亞又提出回歸于中密度。
記者：但對于地方政府而言，他們的財政支出，可能未必愿意拿出太多去修看不出政績效應的公共設施。
任志強：土地收讓在國家政策上寫得很清楚，只能用于這個，不能用于其他，這個有明文規定，是不是按照這個文件做是另一回事。可能會有矛盾，有商業利益沖突問題，政府和公共財政支出，以及和農民的利益分配之間肯定會有一個各自利益主體之間的差異。
過去可能有地產商的直接征地問題，現在基本上不存在這個問題，完全是政府實行政府拆遷行為，然后用招拍掛的方式轉給開發商或者道路用地的這些投資者，有不同的轉化方式。
在發達國家，農民會研究環保等問題，我曾去美國參觀一些農場，農場配種的時候配了相應的化學肥料，基本完全機械化，他不干農業的時候也可以干城市里面其它工作，這中間沒有溝坎。而我們的農民要進城，只能干最低級的工作，不斷從低級往高級爬，而這個爬的時間很長，所以要迅速把農業勞動力轉為能在城市就業勞動力有一個巨大的教育問題或者勞動再培訓過程，實際上政府已經做這個事，只是因為做的速度比較慢，或者涵蓋人群沒有那么高，因此中間會產生巨大的差異。
記者：那這個差異既然客觀存在，是否意味著，農民的技能教育應放第一位，城市化應稍慢些？
任志強：到現在為止，我們的教育經費連4%都不到，而聯合國的標準是應該達到5.1%以上。現在的歷史教育欠賬是非常多的，可能人大立法單位會越來越多提出在財政預算中增加教育經費問題，尤其是對農民教育經費補貼問題。
陳淮：農民的教育不光是你理解的上學。現在有1.2億農民進城經商務工，他們在城市里接受什么教育？大機器生產，紅燈停綠燈走，簽合同，懂得競爭，學會勞動技能，這是不是教育？他們這1.2億人每年春運的時候把巨大的從城市化、市場經濟、工業化獲取的信息極為廣泛的傳播到農村，這比多少中央派的講師團更管用，這是不是在教育？
第二個就是這一屆政府反復強調，我們要在職業教育中格外著重加緊對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過程中初級勞動技能培訓的問題，使他們踏進城市生活第一個臺階有一個立腳點，很多城市已經開始無償培訓，這也是政府應該做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