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家家都有打假辦 醫藥打假會耐人尋味

　　一次“盛況空前”的會議，咋就開成了“訴苦大會”

　　□本報記者　柴會群

　　與普通商品相比，醫藥產品的假冒偽劣問題無疑更加令人關注，因為它直接關系到公眾的健康乃至生命。國內醫藥領域的造假情況有多嚴重？醫藥打假面臨哪些問題？對此，不

　　家家都有“打假辦”

　　6月4-5日，“全國聯合打假與品牌維權高層論壇暨全國企業打假維權協作網第三屆年會”在京召開，主辦者是鮮為人知的中國技術監督情報協會。該協會品牌保護部的趙部長告訴記者，對于本屆年會，企業參與的積極性很高，除了醫藥企業，保健品、煙酒等行業的廠家，“甚至連醬菜廠都來人了”。而且，與會者中，不僅有國內160余家企業的代表，還有工商、藥監、公安、法院等相關部門的領導，可謂“盛況空前”。

　　會議名稱有點拗口，但記者全程參與后發現，它其實就是一個主要由醫藥企業參加的“打假會”。據與會的湖南千金藥業公司打假辦主任老吳介紹，該會的前身，是2000年舉行的“全國醫藥企業打假聯合會”，其后來又演變成了“全國醫藥企業打假維權協作網”(下稱“打假網”)，并有了一個常設機構作為以后每次年會的發起者，該機構還負責統籌成員企業日常的打假工作。

　　盡管沒有明確的統計數據，但跟其他領域一樣，醫藥領域的假冒偽劣問題也相當嚴重。據介紹，“打假網”去年就在國內發起過7次“打假戰役”，而僅在昆明的一次行動中，就查獲了98車假藥，整整運了一天一夜。

　　據了解，國內稍有名氣的醫藥企業，都有一位像老吳這樣的“打假辦”主任。當然，這些主任的名片上，并不直接寫著“打假辦”，而是使用如“品牌保護部”、“法律事務部”等比較“規范”的名稱。

　　另據了解，幾乎每家與會的藥廠，都有一支數人甚至數十人的專職打假隊伍。他們多以退伍軍人為骨干，有專車，有充足的經費，甚至還配有望遠鏡、“偷拍機”等各種專業打假設備。與有關職能部門在人員和資金方面的窘況相比，他們顯然更有實力，也更為“職業”。

　　據老吳介紹，長期以來，企業一直都是打假的“主力軍”。在他參加的每次打假行動中，從“踩點”到取證等，這些“前期工作”都是由企業完成的，此后執法部門才會介入。對于這種現象，麗珠集團打假辦的王主任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打假就像是殺豬，我們企業把豬抓住捆好了，就等有關部門捅那一刀。”

　　當然，打假是把“雙刃劍”，所以企業對自身開展的這項特殊工作，一般都不敢聲張。“我們只能偷偷摸摸地打。除非迫不得已，否則很少讓媒體曝光。”一位與會藥廠代表告訴記者，“如果讓消費者知道有那么多人在造我們的假，我們的正牌貨也沒人敢買了。”

　　對此，到會的某地藥監局負責人表示，這其實反映了國內醫藥打假的尷尬。“藥監系統經過不懈努力，已使假藥問題比過去大大減輕。”他說，“但雖然我們工作得相當辛苦，卻從來不敢大張旗鼓地宣傳。”

　　“貴賓”們的高調支持

　　與打假相關的多個部門的領導悉數應邀出席，是本次會議的一大特點。趙澤源部長告訴記者，“與這么多領導面對面交流，還是第一次”，所以，此次“年會”被升格為“論壇”。

　　不過，“升格”后的會議依然保持著低調，就連會議名稱也還特意在“打假”之后加上“維權”二字。趙部長還特意提醒與會企業：發言的時候要注意，打假的主體還是政府相關部門，企業主要起配合作用，正確的說法應該是“維權”。

　　工商、藥監、公安、法院等部門的領導作為“貴賓”首次與會，他們的發言和表態，尤其令人關注。

　　代表工商部門的李處長首先發言。他在分析了當前的打假形勢后指出，鑒于假冒偽劣現象嚴重，單靠工商管理機構對其科以罰款已無濟于事，因此應當“亂世用重典”，對各行各業的造假現象，必須得殺一儆百，“甚至要殺幾個人、殺一批人”。

　　此言一出，贏得臺下一片掌聲。

　　代表公安的張處長隨后發言。他表示，對制假售假分子殺不殺，要由法院定奪。在行政許可法實施之后，公安機關必須在法律框架內行動。他特別強調了公安部門目前在打假問題上面臨的困難，比如與其他部門的銜接等等。不過，張處長最后還是表態：“公安部門愿意與企業及有關部門配合，把更多的制假分子送上法庭。”

　　臺下再次響起掌聲。

　　接下來發言的法院代表則給與會者潑了一點“涼水”。他認為，把制假分子全都殺了是不可能的，這也與我國健全法制的有關精神相違背。他說，今后，死刑只會越來越少，所以，加大對制假售假分子的行政處罰才是現實選擇，“槍斃一批是不可能的，罰個傾家蕩產才是現實的”。

　　6月4日上午最后發言的主管部門領導是國家藥監局的邢處長。這位藥品主管部門的代表認為，盡管近年來國內的醫藥產銷秩序有所好轉，但形勢仍很嚴峻。針對這種狀況，必須動員社會各種力量，形成打假的合力。他也表態說，藥監部門將繼續與有關部門配合，支持企業的打假工作。

　　邢處長的發言顯然對與會企業產生了影響。云南白藥公司打假辦的黃主任告訴記者，她隨即對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作了修改，增加了“充分肯定藥監部門的工作”的內容。

　　“打假會”開成了“訴苦會”

　　6月5日的會議內容主要是企業代表介紹各自的打假情況。上述“貴賓”都沒有出席這一天的會議。

　　企業代表們顯然都有一肚子的苦水，“打假會”頓時就變成了“訴苦會”。

　　云南白藥公司的黃主任談到了這樣一次經歷：他們曾在某地發現一個制假窩點，并與警方一起將制假者當場抓獲。盡管是人贓并獲，但因為當地檢察機關最后決定“不予起訴”，被抓的人又給放了。后來，在上級部門的干預下，檢察機關終于撤銷了“不予起訴”的決定，但此時造假者早已逃之夭夭。

　　另一家醫藥企業則稱，他們曾跟法院的人一起到某銀行封存一個制假企業的賬戶，可這家銀行竟然當著法官的面將該企業的資金轉走了。

　　而作為一個“老資格”的打假辦主任，株洲千金藥業公司的老吳至今仍對某些現象感到“很有幾分迷惘”。

　　他在會上說起了一件“趣事”：幾年前，他們在某縣發現一個制假窩點后，就派人在該窩點的對面租了間房子，每天爬窗戶錄證據，整整偵查了18天。結果發現，這個企業與當地政府關系非同一般，“連他們辦公室用的信簽都是縣人大常委會的”。

　　老吳他們頂著壓力繼續查案，終于掌握了各方面的證據。然而，就在他們準備起訴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令老吳哭笑不得的事：當地一位主管副縣長代表假藥企業前來談判，說該廠生產已成規模，銷售也形成了網絡，因此不妨就由千金藥業公司將其“收編”為一個子公司。

　　老吳說，在他十來年的打假經歷中，類似的事他見得多了。有一次，他們在某地有關部門的配合下，搗毀了一個制假窩點。他們發現，該窩點里除了有假藥倉庫，還有假煙假酒倉庫。可執法部門卻稱，“這次行動只針對假藥，不關假煙假酒的事”，所以他們最后只是把假藥運走，而把假酒假煙倉庫的門又鎖上了。

　　還有一次，老吳與湖南警方去沿海某省打假，當場抓獲了6個制假分子。按常規，造假者由當地公安機關審訊，“他們用當地話審，我們一句也聽不懂”。老吳后來還發現，審訊筆錄上6個造假者的名字全變了，“當地警方讓我們把人帶走，我們哪敢帶？”

　　這類事情，海王藥廠打假辦的崔主任也遇到過。據他介紹，他們曾在華中某市的一個著名批發市場發現了15個制假倉庫。沒想到，面對制假分子的囂張氣焰，前去查辦的當地執法部門竟不敢開鎖。最后雖經努力，也只打開了其中的7個。崔主任因此感慨，對于各地執法部門，企業是“離不開、惹不起、交不透”。

　　深圳健康元藥業公司打假辦的劉主任則給崔主任的話補充了一個例證：該公司在某地發現假藥后，請求當地警方處理，結果對方第一次說“沒有時間”，第二次就提出要企業出“打假經費”。

　　在作“典型發言”時，“黃金搭檔”打假辦的李主任談到了一件令人扼腕嘆息的事：該公司曾將一名剛畢業的大學生派到某地一個制假窩點“臥底”，“他在那里當了半年多搬運工，調查了20多個倉庫”，結果，這個大學生活活給累死了。“我們不明白，難道打假也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據了解，由于所從事工作的特殊性和危險性，企業打假辦在公司內部常被稱作“敢死隊”。

　　“干了這么多年打假工作，真有些寒心了。”老吳有感而發。

　　辦法總比困難多

　　盡管困難很大，也“有些寒心”，可工作畢竟還得做，有句話不是叫“辦法總比困難多”嘛！所以，在訴苦之余，與會企業代表也沒忘了交流各自的打假經驗。

　　“黃金搭檔”派人到制假窩點“臥底”的做法，在金六福酒廠打假辦主任老楊看來“并不足取”。他認為，與其派自己的員工“深入敵后”調查，不如就在當地培養“線人”。該酒廠通常是按件給線人10%的提成，“對方積極性高得很”，打假的效果也很顯著。

　　對于其他企業所反映的職能部門不作為的問題，經驗老到的老楊表示，關鍵要看有沒有過硬的關系。“平時就得注意建立關系，要經常聯絡，培養感情。否則，等到要用人家的時候再‘臨時抱佛腳’，那就晚了。”

　　老楊會后告訴記者，他們打假還有一條重要經驗，那就是，在行動之前不向當地有關部門透露制假售假的具體線索，“否則我們辛辛苦苦掌握的信息就有可能泄露出去”。老楊說：“有一次，我們掌握情況后向當地工商局報案，他們非問我們造假地點在哪兒。我們后來才發現，工商局局長的老婆就在這個造假單位上班。”

　　與老楊的“感情聯絡”相比，匯仁公司的經驗更讓與會者心動。據這家藥廠的負責人介紹，為了提高立案率，有效震懾制假分子，他們干脆從公安局請了一個人當打假辦主任，效果自然立竿見影，一年就立案40余起。該公司去年還把一個造假的大校送上了軍事法庭——此人竟明目張膽地打著他們旗號開醫院。不少與會的打假辦主任聞此“高招”，迅速掏筆記下。

　　有感于企業打假的無奈與艱難，趙部長的情緒也顯得有些低落。但他同時也表示，正因為如此，企業更有必要團結起來共同打假。

　　值得的一提的是，在本次會議召開前，趙部長曾針對當前嚴峻的打假形勢寫了一篇文章，題為《聯合打假好，企業維權難》，會后經人“點撥”，他把原題前后調了個個，成了《企業維權難，聯合打假好》。這樣一改，文章中原來低沉的調子頓時變了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