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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外匯”、“炒股”、“炒房產”、“炒水電”……資本永遠朝著利益豐厚的地方流動。隨著資源供求關系的緊張和價格的不斷上漲，資源富饒的西部地區正迎來新一輪的投資熱潮，大量熱錢開始追逐能源開發，炒買炒賣礦產勘探權和開采權。繼匯市、股市、房市之后，西部的“資源市”正在成為熱錢大量流入的新市場。
煤炭暴利引發“炒礦風”
“在所有的資源中，煤炭是最值得炒作的！當初(2000年至2003年)隨便買一兩個煤礦，你現在就變成千萬富翁了，即使你現在買，好的煤礦也可以保證穩賺不賠！”江西煤炭老板李某輕松地說。據保守估計，如今僅江西人在貴州畢節地區黔西縣投資在煤礦上的資金就超過2億元。
李某說，以去年的價格計算，每噸煤炭成本80元至100元，純利潤50元至80元。雖然今年黔西縣調整了煤炭稅費政策，每噸出省煤炭征稅135元，但是供不應求的市場將消化一部分成本，老板們照樣有賺頭。
那些當初購買煤礦的人，其實并沒有什么資本，大部分資金來源于銀行。而短短三五年時間，他們其中一些人就暴發成了千萬富翁。這些炒礦人以投資者身份出現，得到了當地政府的大力扶植。黔西縣煤炭局副局長陳世春介紹說，這個縣90%以上的礦井屬于民營，而整個貴州省80%的煤炭產量來源于民營礦井。除了煤炭，西南地區小水電、錳礦、鐵礦、鉛鋅等資源都先后被圈占、炒作，在重慶、四川、云南等省部分地區，可開發利用的水電資源90%屬于私人投資，部分地區已無資源可圈，一個巨大的“資源市”正在西部形成。
炒礦進入“第四波”
“嚴格來講，炒礦到現在已經是‘第四波’了！”一位深諳資源炒作之道的公司老總向記者介紹了炒礦的歷史。上個世紀80年代，在西南一些煤炭資源富集區，鄉鎮煤礦蜂擁而上。但由于投入資金有限，市場前景不好。2000年前后，全國范圍內開始關井壓產、煤礦改制，集體煤礦變為私營，許多人借機漁利。在一些地方，當時花兩三萬元就可以得到一個年產3萬噸左右的煤礦。在低價獲得開發權之后，部分煤礦老板逐步走上了炒礦的道路。從2001年開始，重慶、江西、山東等地的煤礦老板，開始在云南、貴州等產煤區縣購買煤礦，當時一個年產在5萬至10萬噸的煤礦價格不超過100萬元。那時，煤礦老板只是想開采，并沒有將低價買來的煤礦作轉讓的打算。
2002年煤礦轉讓之風開始興起，不少煤礦老板意外發現，守著一個煤礦開采一年不過幾百萬的利潤，而如果在一年內能夠收購2至3家煤礦，進行包裝后轉讓，得來的收益將大大超過煤礦開采。于是部分煤礦老板利用自己與地方政府的良好關系，單純地依靠買賣煤礦賺錢。2004年，隨著煤炭市場價格的不斷飚升，煤礦隨之升值，大量的浙江、湖北、湖南民間資本涌入產煤區，煤礦的價格從每座100萬元迅速上漲到現在的1200萬至1500萬元，部分煤炭質量較好、開采難度小的煤礦價格甚至漲到2000萬至3000萬元。
炒礦“潛規則”成腐敗溫床
面對挖出來就是鈔票的資源市場，各地的炒作者幾近瘋狂，他們一方面多方兼并合法小煤礦，一方面想盡各種辦法取得新的采礦權證。據貴州省國土資源廳和煤炭局提供的數據，壓在兩個部門待批的煤礦采礦權證已超過2000個，除去多次重復申報的，至少也有700個。
“誰能幫我辦到采礦權證，給他200萬元都沒問題。”煤炭老板李某認真地說，像我們這些外來的，摸不到門路，往往各種證照都批不下來。現在，兼并有證的礦山已過了最佳機會，最賺錢的是批一個礦的指標(即探礦權、采礦權證)，再賣給礦老板。根據礦山的大小，一個采礦權證價格從100萬至數千萬元不等。也有分成的，例如每開采1噸煤就給辦證者10元，年終結算。李某告訴記者，炒礦必須遵循一定的“潛規則”——利益共享。其具體形式很多，由當事人自己協商來定，有的給干股，有的送現金，但都是在非常隱秘的前提下操作的，不會留下任何痕跡，查證起來非常困難。一般情況下，有決策權的一些部門和個人會選擇符合他們要求、并能保證他們利益的人給予采礦權。
除了滋生腐敗以外，在煤礦的轉讓過程中，大部分炒家采取的形式是“摻股”合作經營，礦主和法人代表不做變更，借此可逃避交易的稅費和政府部門監管。許多煤礦幾經轉讓，一些基層政府已很難掌控煤礦礦權轉讓的實際情況。
如今，一些地區已經意識到資源炒作帶來的危害，積極采取措施加強對資源市場的宏觀調控。云南省已經著手對煤炭、磷、鉛鋅、鐵、銅、錫等六大重要礦產資源進行整合，要把優勢資源集中到優勢企業手中，而貴州省已經停止對新開煤礦采礦權的審批，并對已開礦井進行技術改造升級和清理整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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