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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穎波
現在，關于醫療改革的任何信息都能引起人們的強烈關注，這說明醫療體制改革面臨的問題不僅太多、太復雜，而且也相當急迫。想想那些脫貧家庭因一個成員得了不太嚴重的病就重回貧困線以下，想想那些人因為沒錢看病以至于小病變大病，甚至坐著等死，還有什么理由可以為推遲這項改革而開脫呢？
原本改革的目的是為了保障社會有一個健康有效的醫療系統，以維護大多數人的身心健康，保證最窮困的人都能享有最基本的醫療保障，但現在的改革幾乎處處可以看到各方利益的博弈：醫院有醫院的利益；醫生有醫生的利益；藥廠在叫苦；銷售代表們也不想被忽視；富人想要更高級、更專業的私人醫療機構為自己服務；老百姓希望每個人的生命都值同樣的價錢，反對富人占有更多醫療資源。
因為存在不同的利益較量，關于改革的方式以及對它的評價也就隨之有了分歧。無論是醫院收費，還是藥品降價，評價的惟一標準就是看對誰有好處。至于說到大的方面，比如將醫院推上市場化道路，還是繼續由政府統一行政？由全民努力增加投入，還是由國庫出資提供最低人群的醫療保障？討論就更是針鋒相對了。人們每天都在看著政府的態度。
最近，衛生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劉新明明確提出，要解決“看病貴、看病難”主要靠政府，而不是走市場化道路。他說，“看病貴，看病難”的現象，根源在于我國醫療服務的社會公平性差、醫療資源配置效率低。因此，必須要靠政府來解決。據說這是衛生部首次站出來否認“市場化道路”。緊接著，在另外一次會議上，衛生部副部長馬曉偉也作了同樣的表態：他說，醫療衛生是關系人們生死健康的問題，它不同于企業，改革方向要以政府為主導，而不能以市場為主導。
對于這樣的表態，我們本能的反應就是表示贊成。理由很簡單：
其一，這表示政府對于自己的責任有了清楚的認識。表示政府不想把醫療領域一系列問題一推了之。的確，對于任何一種制度下的政府來說，保障治下的國民在享受最低醫療保障上有公平的權利是其最基本的責任之一；
其二，它雖然反對市場化，反對由市場全盤主導，但并不表示市場化的機構和力量不能參與。事實上相反，政府為完成自己的使命，還必須依靠社會的各種力量提供幫助，在解決具體問題時還要盡可能多地使用市場化手段。理解這一點很重要，我們相信衛生部官員的講話中包含著這樣的意思，至少并不絕對排斥市場化手段；
第三，反過來看，完全靠市場化手段來解決問題肯定也行不通。這一點我們從當初教育產業化的經驗和教訓中，能夠得到借鑒。我們相信，商業繁榮一定會促進整個社會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是更高一級的社會公正產生的基礎。但在具體發展過程中，不受約束的商業行為往往會經常破壞社會公平和公正。就拿醫院來說，若失去政府的管治，在醫療資源稀缺的條件下，它有可能變成一個認錢不認人的地方，窮苦人會更遭殃。
政府能夠認定自己在醫療領域對國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令人安慰。但另外一個擔心又隨之而來，醫療服務的社會公平性差、醫療資源配置效率低，是目前大家公認最急需解決的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應該交給政府來解決，因為它有責任在所有領域保障社會公平性。但靠政府解決第二個問題——資源配置效率低，看起來就不大對勁了，我們有三十年計劃經濟的歷史，我們知道它的結果。
近兩年，衛生主管部門出臺了不少影響重大的改革措施，從藥品招標，到最近取消醫院的藥品加價，以及要求國內廠家降價等等，解決問題的決心不小，但從效果來看，恐怕沒人敢說“看病難、看病貴”的現象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決。
盡管政府為醫療體制改革投入了很大精力，但卻有很多人認為問題的癥結恰恰出在政府自身。客觀地說，醫療領域存在的問題和教育、社會保障等領域一樣，都是歷史的遺留，是一直以來積累的結果。很顯然，問題積累現在還在繼續，并且使改革的代價越來越大，越來越難以承受。不要說擺平各方利益糾纏，就說在群眾可承受的限度內維護現行體制的平穩運行，都變得不容易，更遑論什么體制改革呢？
于是，很多人想到了政府在投入上的責任。
的確，如果體制問題因各種利益沖突，可能引發的社會振蕩而不能立即實施的話，加大投入可能就是惟一可行的辦法。資源分配不均在中國目前不僅是一個平等問題，還是資源極度緊缺以至無法保障大多數窮困人口基本健康的問題。其它問題也許可以先放一放，但為全民提供最低限度醫療保障卻是刻不容緩的事情。效率低下問題也如此，只有當可用資源達到一定充足的程度，這個問題才不會顯得太突出。
現在有人會問，國庫兩萬五千億的資金是不是可以更多向這個領域投放呢？每年稅收增加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考慮都向這個方向轉一轉呢？從國家角度講，首要考慮的當然是國民經濟整體要保持長遠的、可持續的發展，為此國家就必須把最主要的錢用于再投資，用于保持經濟增長的穩定和繼續。但根據國家發展階段和當前形勢，我們也可以做出這樣合理的假設：把最主要的投資方向從基本建設轉向社會基礎保障領域——比如醫療、教育和社保等領域，會更有利于國家長治久安，更符合以人為本的理念。而如果掌握得當，也不會太過影響經濟發展速度和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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