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投機資本是紡織業難承受之輕

　　本報記者 左志堅

　　紹興報道

　　夏日將至，紡織業火爆的投資熱情已一去不返。

　　2005年5月底，當記者來到紡織城紹興縣時，紹興第三紡織廠倒閉的消息在當地金融系統廣為傳播，各家銀行對紡織企業已相當敏感。

　　當地一家知名紡企老總肖逸(化名)對記者說，本來銀根就緊縮，加上紡織業面臨特保危機，現在再想從銀行貸款已經比較困難。

　　事實上，在特保之前，國家統計局一季度的統計顯示，紡織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只有18.6%。這與兩年前各路資本大干猛上的情景形成鮮明對比。

　　2003年七八月，是肖逸所見紡織業投資增長最快的一段時間：“那時候銀行都主動送上門來，紡織企業老板經常要接見很多主動請客的行長。”

　　行長請吃飯，則是因為有兩大利好。紹興一家中等規模紡企老板王鋒回憶說，“當時我們想到的就是2003年9月1日開始，自營進出口權門檻大大降低”。這個政策把申請企業注冊資金要求從原先的300萬降到50萬；另一則利好就是海內外輿論鼓吹的“紡織品貿易自由化”。當時肖逸身邊的人，都被這樣的消息所鼓舞：“說什么中國紡織品在美國的市場份額可以從16%上升到50%，面對這種機會大家還不趕緊上嗎？”

　　當時宏觀調控雖已開始，但是紡織業沒有上投資過熱“黑名單”，地方政府對該行業依然管制較松，土地、信貸控制得都不緊。

　　統計數據顯示，2003年1月-7月，整個紡織行業投資增幅比2002年同期約提高100%，增幅僅次于冶金業。2004年一季度，紡織行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幅度超過144%。直到2004年4月，投資增長額依然達86%。

　　在這樣大筆的投資之中，有兩類投資長期游離于人們視野之外：即富有投機性的民間資本和來路不一的海外資本。盡管這兩類資本實際金額未必有多大，但其進入和操作方式，令原本利潤蒼白的紡織業雪上加霜。

　　民間資本的投機困惑

　　王鋒，這個在紹興做了近20年紡織品生意的老板回憶：“應該是2001年、2002年的時候吧，那段時間是紡織業過得最滋潤的時候�！�

　　那段時間紡織業如果不考慮庫存因素，產品本身的利潤率能有10%左右。貿易自由化的美好“錢”景如此誘人，相當多民間資本進入到這個當時“炙手可熱”的行業。

　　一向精明的溫州商人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溫州人金劍銘在2004年就迅速敲定了一項投資，利用家族早年開鞋廠賺到的500萬元，跑到山東省濱州開了個不算大的紡織廠。

　　大企業也不再旁觀。寧波韻升集團聯合兩家香港公司投資的山東德源紗廠在2004年年中開始正式動工。三家企業號稱“計劃總投資100億港元，設計規模為300萬錠，建成后將是世界上最大的緊密紡生產基地”。

　　盡管政府和專家一直在強調，紡織業現在需要的是產業升級。但是寧波巨鷹針織廠董事長陳照回憶道：“大家都在為2005年自由貿易做準備，說到提升產業，馬上想到的就是增加投資，你不增加人家要增加啊，整個行業都是這么想的�！�

　　肖逸的感受與陳照相似，當時企業腦中比較普遍的想法是，“如果你不上這些項目，別的地方也會上，你不上就要吃虧”。

　　民革浙江省委員會在2005年3月的一份提案中歸納當前紡織業的問題，首先提到的便是：“一些企業盲目看好紡織業，存在單純追求數量的增長來追求絕對利潤，這種投資拉動型的發展，使得部分紡織品產能迅速膨脹和過剩�！�

　　肖逸回憶說，當時在紹興也有很多業外民營資本殺入紡織行業，但是“紡織業其實是很專業的一個行業，外行進來有門檻，沒多久一些企業就把機器又賣掉了”。但是這些業外資本短期內頻繁進出，無疑令整個行業受累。

　　寧波商人桂明軍就有類似遭遇。2005年后桂前往紐約開拓市場。令他無比頭痛的是，“一看到我們的襪子生意好，就有溫州商人偽造我們的牌子，結果大多數他們做不來，只能與你拼價格，然后走人，把這個好好的市場毀了”。

　　據桂稱，這類游資在無法攫取更多利潤時，往往會以比較低的價格清倉，卻為國外留下了反傾銷的口實。

　　在這樣嚴峻的環境中，不少企業想到的仍非產業升級，而是投機取巧。國家發改委發現，“不少棉紡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悄悄擴張，采用非重點和非定點紡機廠生產的甚至用不規范的零部件拼裝的中低檔紡紗設備，使我國棉紡生產能力出現了低水平擴能。”

　　海外游資真相

　　同樣不乏投機色彩的是一些海外資本。

　　記者認識的一位浙江商人在2005年之前就注冊了一家海外的BVI公司，據他說，這種形式回國投資，稅費成本可以降到內資的一半。

　　這類公司數量未必很多，但絕非個案。擁有港資背景的浙江慶豐紡織印染有限公司常務經理陳新民發現，“宏觀調控前后，浙江一些地方突然冒出來一些‘外資’紡織企業，聽上去是外資，但實際上是民企老板到海外注冊一個公司回去投資。他們的經營風格還是重復擴張，低價競爭，擾亂了市場”。

　　很多地方政府實際是希望引入外資帶動產業升級，結果這種帶著“洋帽子”的偽外資不僅占據了外資指標，還靠優惠政策拿出更低價的產品，無疑對行業造成雙重打擊。

　　而這類公司的資金來源往往秘而不宣，當記者向相關商人詢問是否有海外資金撐腰時，對方回答說，“我在歐洲有很多親戚，他們的資金也比較充裕”。

　　相比之下，一些規模比較大的公司也有類似之舉，只不過比前者要正大光明得多。

　　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博士注意到，在2003年夏天，有一些內地紡織企業去香港上市融資，然后大舉增加投資規模，迎接2005年紡織品貿易自由化。

　　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企業當屬前文提及的魏橋紡織。2003年第一季度，魏橋紡織負債率高達135%。2003年9月24日，股改后的魏橋紡織(2698.HK)在香港主板掛牌上市，按照紡織業投資后平均1年可投產的行業規律，這批企業正是踏著紡織品貿易自由化的鼓點而來。

　　顯然，海外資本對中國大型紡織企業非常有信心，魏橋紡織上市一舉創下了H股歷史上發行市盈率最高、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超額認購倍數最高、凍結認購資金額最高的“三個之最”。

　　通過是次IPO，有24.41億港幣通過香港股市投資內地紡織業。而這一年，大陸紡織業的外資飛速成長，2003年我國紡織業的外資投入達44.5億元，魏橋紡織就超過了其中一半。2004年5月28日，魏橋股份增發再籌資6.53億港元，海外投資者的資金被廣泛用于擴張產能。

　　在外資的推波助瀾下，魏橋紡織擁有了令人咋舌的450萬錠產能，對整個行業的沖擊不言而喻。

　　產業政策之辯

　　紡織業繼續在低利潤的環境下頑強生長。不過夠年頭的紡織企業都習慣了，寧波巨鷹董事長陳照說：“中國的紡織業從來沒有吃過甜瓜，是一路吃苦過來的�！�

　　從1993年開始，我國紡織行業出現連年虧損。最嚴重的是1996年，虧損額高達106億元，成為國有工業虧損最嚴重的行業。

　　1997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在棉紡行業實施“壓錠、減人、增效、重組”的重大舉措。從1998年到2000年，紡織企業共分流116萬職工，淘汰了940萬錠陳舊落后設備。

　　但是這次壓錠的對象是國企，反而給了民企無數機會。1998年，國企占總產能70%-80%�煹�2002年國企產能僅占總產能的22%。

　　在浙江，2003年夏天之前三年，民營資本就已頻頻進入，該省紡紗能力每年均以高于20%的速度遞增，3年就增長了一倍。2003年夏天到來之時，便是文章開頭提到的紡織業投資的空前高潮。

　　梅新育研究員說，盡管國有紡織企業受到嚴格限制，民營紡織企業卻受到地方政府追捧，尤其是信貸方面的支持。在國家信貸收縮后，這些企業又可以到海外上市，吸引國際投資者并享受稅費優惠。

　　地方政府對外資、民資的種種優惠政策，無疑是各類投機資本、投機行為層出不窮的原因之一。在這一點上，梅新育認為，既往的產業政策在實施時不無漏洞，“不應該只限制國企、不限制民企，也不應壓得住內資企業、壓不住外資企業”。

　　民間資金的投機本能和其驚人的力量，已經令整個紡織業不得安寧。浙江省民革在提案中還指出，2004年5月，歐盟對我國35類紡織品采取了反傾銷措施，在浙江省，就有774家企業涉案，占全國的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