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降價令 24家藥協和藥企聯名上書國家發改委

　　“只要醫院和醫生有需要，我們大不了不做這種藥，找其他高價替代藥品提供給醫院。”一位長期從事藥品營銷工作的人士聽到“降價令”消息后說

　　本報記者 鄒寧 發自上海

　　“上書團”與發改委

　　“這樣一降再降，我們醫藥生產企業確實已經到了生死邊緣�！睆堃�(化名)談到近段時間的降價，一臉無奈。作為上海醫藥(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上藥集團”)下屬一家藥企部門負責人，從去年到現在，一聽到“降價”兩個字，心就會不由自主地收緊。

　　5月27日，剛在北京中國化學制藥工業協會參與“上書”回到上海的張毅，在記者的反復要求下，拿出了一份5月20日“上書”給國務院相關領導的報告給了記者，并保留了簽有全國24家醫藥協會負責人和部分大型藥企簽名的第6頁。

　　記者拿到的這份只有5頁的報告，題為《標本兼治，才能解決看病貴——對價格工作和22種藥品降價的意見和建議》(下稱《建議》)。

　　醫藥協會的報告集中表達了24家協會代表各地制藥企業提出的4點建議，大概內容為：藥品是戰略性物資，醫藥是戰略性行業，國家在考慮藥品價格時應該留給企業必要的空間；60%的平均降價幅度過大，民族醫藥工業難以承受，建議將幅度控制在20%之內；三資企業藥品和進口藥為主的原研制藥品不應該和民族工業藥品區別對待，只降20%~30%，而應該保持同樣降幅；建議建立行業協會、消費者等多方參與的信息反饋機制。

　　在報告中，醫藥協會代表同時對國家發改委以“出廠價低”為依據制定降價方案的標準提出質疑。

　　而另一份由國家發改委提交，關于對以抗生素為主的22類藥品實施降價的報批材料，一個月之前就已在國務院相關部門的案頭出現。

　　今年4月初，國家發改委組織的藥品價格調查小組悄然趕往上海等地進行實地調查，在上海期間，先后前往上藥、羅氏等4家大型制藥企業調查了解藥品的生產成本和出廠價格等情況。4月底，國家發改委召開藥品地區價格協調會議，會議材料隨后發到了全國藥企的手中。這份題為《降價草案擬定情況說明》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了此輪降價的大致情況、“劃分統一價和單獨定價臨時價草案的說明”、“草案擬定的基本原則”；其后是“部分藥品統一定價降價草案”和“部分單獨定價及原研制藥品臨時價格降價草案”。

　　降價涉及抗微生物藥品18種、調節免疫功能藥品2種、抗血小板藥品1種以及微生物類藥品1種。擬降價的平均幅度達60%，其中幾個藥品降幅高達90%以上，與以往幾次國家統一降價相比，這次的幅度是歷年之最。

　　消息一出，全國6000多家藥企反應激烈。一位醫藥界人士透露，抗生素類藥品的銷售占據全國藥企平均毛利的50%以上，這50%對許多企業來說事關生死。

　　5月12~13日，全國20個省市醫藥行業協會會長、秘書長會同中國化學制藥工業協會、中國醫藥商業協會、中國中藥協會、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共24家協會聚首天津，舉行了一場氣氛壓抑的“聯誼會”，商量“上書”國家相關部門，要求慎重降價。

　　目前，對于國家發改委的擬降價方案和各醫藥協會的“上書”，國務院還在權衡中聽取各方意見，全國的數千家藥企也在等待最后的結果。不過，此時各地制藥企業卻率先“動”了起來。

　　5月31日，從中國化學制藥工業協會傳出消息，迫于成本壓力，華北制藥集團、石家莊制藥集團、山東魯抗醫藥集團、哈藥集團制藥總廠4家企業從5月23日起，對青霉素粉針普通天然膠塞和非普通天然膠囊80萬單位價格進行調整，幅度為在各公司原有出廠價基礎上分別上調0.01元/支和0.03~0.04元/支。

　　“降價令”瞄準醫藥體制“終極標靶”

　　作為受降價令影響最大的制藥企業，“上書”反映最為集中的是對現在的“以藥補醫”、“以藥養醫”的醫療體制格局。降價僅打擊了現有體制中的“行賄者”制藥企業，而對“受賄者”醫院的改革力度卻沒有那么猛烈。

　　2001年5月至2004年6月，國家發改委降低了近1000種藥品價格，醫保目錄藥品平均降價幅度在15%以上，累計降價總額約300億元。而藥品價格卻拉出了一條反向上升的曲線。

　　國務院研究室綜合司司長陳文玲曾對藥價問題深入調查后指出，我國藥品市場的流通環節多、沒有經營資質的隱性交易主體多，暗箱操作多，藥品從生產到銷售終端一般經過6~9個環節。

　　在我國藥品銷售總額中，通過醫院系統銷售的藥品占80%以上，近幾年在醫院的總收入中，藥費收入占60%左右，少數中小醫院高達70%~80%。

　　陳文玲表示，目前醫藥銷售市場中的公開交易者包括眾多制藥企業、藥品批發企業、零售藥店、藥品連鎖店、醫療機構等。而潛在的隱性交易者則包括醫藥代表、醫院藥房、有處方權的醫生、招標代理機構和非法藥品集貿市場上的個體藥商等。眾多力量的匯集，形成一股推動藥品漲價的“合力”。

　　山東一家國有大型藥品生產企業的工作人員劉強(化名)介紹，按照慣常操作，在現有醫藥招標體制下，同一藥品的中標企業一般為5家左右，“入圍藥廠互相壓價的同時還要比回扣的高低”。

　　在這樣的情況下，藥企為了適應競爭，采取逆向定價方式，“高報價、高定價、高回扣”來打通各個環節進入銷售終端。

　　劉強說：“藥企始終處于被動狀態，如果不提供豐厚回扣，醫院可以改用其他中標企業的藥品，或者繞開已經降到底線，轉而找其他價格高昂的替代藥物�！�

　　國家發改委價格司醫藥價格處處長盧鳳霞也在一份題為《根治藥品價格虛高還需猛藥》的調查報告中指出，降低藥品價格虛高，目的是擠壓中間環節不合理的差價收入，減少藥品流通中高折扣、大回扣的空間，為減輕患者醫藥費負擔創造條件。

　　盧鳳霞還提到，在過去公費醫療體制下，由于國家和企業承擔著醫藥費的支付責任，醫藥費用多少與患者個人利益無關，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醫生和患者形成利益共同體。醫藥消費量和醫藥價格缺乏硬約束，使得醫藥服務過度消費、藥品“虛高”成為可能。

　　24家藥協的《建議》中也指出：“目前體制下，醫療機構為了追逐高收益，可以通過如招標采購來壓低價格，藥品生產企業在無序競爭的市場環境下為占領市場份額被迫不斷降低出廠價，造成很多產品的出廠價嚴重背離其價值�！�

　　還提到“醫療衛生改革滯后是‘看病難、看病貴’的根本原因。財政補貼不到位、醫療機構以藥補醫的現實形成高折扣、高回扣為主的藥品推銷機制和高價藥好賣的機制。藥品憑醫生處方使用，醫療機構對用藥處于壟斷地位，通過開大處方、用高價藥、增加診斷檢查費用等手段獲取最大收益。不合理用藥是看病貴的更重要原因�！�

　　“只要醫院和醫生有需要，我們大不了不做這種藥，找其他高價替代藥品提供給醫院。”一位長期從事藥品營銷工作的人士聽到“降價令”消息后說。

　　藥企悲觀應對降價變局

　　對于降價對醫療體制的影響，藥企紛紛表示悲觀。“如果降價的同時醫院體制改革停滯不前，藥企就會成為唯一的犧牲者�！鄙虾Ｒ患宜幤筘撠熑苏f。

　　“價格確實存在虛高的一面，但是如果降幅過大，企業會因為該類產品無利可圖或者賠本，選擇停止這個藥品的生產。但是相應的外資同類高價藥品及小型藥企生產的替代藥品會繼續領軍抗生素市場，患者藥品費用不會有明顯降低�！眲�強對降價前景表示擔憂。為此他舉例說，如今在我國許多大中型城市的醫院里，幾乎看不到青霉素的影子，因為藥價低廉藥企無利可言，醫生有沒有回扣可拿，使用起來還要經過“皮試”等麻煩，青霉素逐步退出了城市醫院的藥房。

　　“三資企業的藥品具有自主知識產權，我國的價格主管部門也很難對其真實成本和中間環節費用進行核實。”劉強說。國家發改委價格司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我國的化學制藥企業絕大多數品種產能過剩，生能利用率僅為40%~50%，多數藥品嚴重供過于求。而我國生產的所有化學藥品中，仿制藥占97%以上，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藥品不到3%。

　　同時，對進口藥、合資藥、國產新藥的審批與藥品合理定價脫節：市場準入權在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價格管理權卻在國家發改委。外商制藥企業生產的藥品價格在本來的高位受到關稅、進口專利新藥在保護期內等因素更是升到“天價”，許多國產新藥也開始跟風而上，紛紛改變劑型、名稱、規格、包裝，與進口藥、合資藥一起抬高了藥品價格總水平。

　　上海華源長富藥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沈維鈞介紹說，國產新藥的研發受到資金的困擾一直乏善可陳�！艾F在我國每年投入銷售收入的1%研發新藥已經算是很不錯了，而在國外，這個比例是15%~20%。”他還介紹說，除了研發資金的缺乏，國內的制藥企業大多面臨技術改造、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上漲、環保成本的支出等帶來的資金短缺問題。2004年，華北制藥、哈藥集團、石家莊藥業、魯抗制藥、上海華源長富等領軍企業，經濟效益已經開始出現大幅度滑坡。

　　降價令箭在弦上，“內憂外患”的醫藥企業重新站在了十字路口。部分制藥企業表示要轉而從事醫藥原材料供應，擴大原料出口；另外一些則表示將停止一些降到底線的抗生素類藥品的生產，控制虧損面。

　　上藥集團擁有新亞制藥和新先鋒制藥兩家大型抗生素生產企業，之前曾與魯抗、新華兩家山東抗生素生產巨頭討論“聯姻”，擴大產能�！敖祪r令”傳出后，上藥集團跟魯抗的“聯姻”一事擱淺。大型企業通過擴大產能達到規模效應降低成本的趨勢并不十分明朗。

　　目前我國由政府定價的藥品從2001年以前的103種擴大到目前的1000多種，而我國制藥企業生產的藥品已有十幾萬種，已經放開由市場調節的藥品占所有藥品的90%以上，這部分藥品并不在政府的調控范圍之列。醫保病人的治療費用在國家的調控下正在逐步降下來，而等在后面的則是更大范圍的廣大農村和醫保外人員看病難、貴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