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紡織機械一半在華 后配額時代中國貿易自衛

  　面對摩擦日多的后配額時代，中國并不能單純強調自己是受害者。在依據規則維護權益的同時，也需藉此觸動中國紡織品出口某些弊端，并推動外貿體制改革

　　5月13日，美國對棉制針織襯衫、棉制褲子、棉及化纖制內衣3項中國紡織品啟動“特保條款”。此時，距歐盟針對中國紡織品之相同條款的啟動僅僅兩個星期。

　　歐盟與美國這兩個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幾乎同時出招，令中國紡織品出口在經歷了僅僅4個月的“小陽春”之后，再度陷入貿易紛爭。2005年元旦，困擾中國31年之久的紡織及成衣協定(ATC)剛剛終止(即紡織品配額不復存在)。

　　對歐美的這一做法，中國的反應是：堅決反對。5月14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崇泉在表明這一立場的同時，批評美國政府“僅憑2005年第一季度的初步數據即由政府自主啟動設限調查，并決定對我紡織品采取限制措施，違背了WTO關于紡織品和服裝的協定”。此前的5月10日，中國還在WTO貨品委員會上抵制了一項有關將紡織品提案列入議程的動議。

　　“與以往主要以配額來限制中國紡織品出口不同，在‘后配額時代’，‘特保條款’將成為其它國家抑制中國紡織品出口的主要武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經貿學院教授盧進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目前歐盟和美國所啟動的單獨針對中國紡織品和服務產品貿易的“特保機制”，只是其三張“限制牌”中最輕的一張。

　　輕重的區別在于時間。從2001年年底中國正式加入WTO算起，這一“特保條款”的存在期限為7年，特定產品過渡性保障機制的存在期限為12年，“非市場經濟地位”的存在期限為15年。

　　換言之，只要這三張中國為求“入世”而做出讓步的“限制牌”仍然有效，中國紡織業仍將受到諸多限制。

　　“全球紡織機械的一半在中國”

　　“2005年第一季度，中國紡織品的出口增長為19%”，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秘書長王宇對本刊說，“考慮到配額取消之后中國企業原有生產能量的釋放這一因素，這一增幅并未偏離正常軌道”。

　　王宇和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張漢林等人向本刊分析，中國紡織品在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長有其客觀原因。

　　其一，配額取消令中國紡織品企業釋放出積攢了多年的能量。

　　其二，美元自2001年開始持續走軟。

　　其三，2004年7月1日，中國放開外貿進出口權，中國紡織企業的經營更加自主。

　　不過，大多數的媒體、學者和官員，在此輪乃至以往的貿易糾紛中，更多強調的是客觀理由而淡化主觀理由。對此有學者對本刊說，我們是不是相當程度地追求“口頭雙贏”，而內心期盼“單贏”？

　　青島邦聯通達貿易有限公司業務部主管徐大志稱：“我身邊一些做紡織品貿易的同行都說，他們在‘五一’之前，就已經完成了相當于2004年全年的出口任務。”

　　雖然一季度中國紡品出口總體只增長19%，但是，王宇秘書長對本刊說，在紡織品的一些行業，同期的出口以翻番乃至10倍的速度增長。

　　海關總署的數據顯示，2月份中國向美國出口服裝達到6.5億美元，較2004年同期增長了147%；向歐洲出口服裝達到7.83億美元，同比增長了188%。而根據美國商務部4月1日公布的數據，一季度，美國對中國的棉織襯衫和褲子進口分別達到7830萬件和7410萬條，分別同比增長了1258%和1521%！

　　這種勢頭，無疑會引起美國紡織業生產主的猜忌。此前，張漢林、龍永圖和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在不同的年份均對中國企業發出過警告，但這幾乎沒有影響紡織機械向中國的大量集中。“全球紡織機械的一半在中國”，王宇說。在過去10年間，中國紡織機械年平均進口增長速度超過25%。

　　這些紡織機械紡出的產品在全球范圍內多屬低端，如此重復引進難免引發過度競爭，其后果是價格跌幅明顯。以美國設置預警的三種產品為例，今年前兩個月，山東省對美出口分別同比增長了246%、549%、520%，但與此同時，價格卻分別同比降低了28%、39%、31%。

　　這樣的跌幅如果持續，業者最不愿看到的三張“限制牌”的最后一張就將再度出現——反傾銷。

　　企業固然是以趨利為指向，但張漢林和盧進勇都對本刊表示，政府和相關機構的調控措施是否靈驗？并且，我們是否真的是單純的受害者？

　　據本刊統計，中國政府主動采取了至少11項措施來控制紡品出口，但事實表明，效果欠佳。溫家寶總理于5月11日向歐盟承諾，中方將進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從宏觀上加強對紡織行業的引導和調控，主要運用經濟的手段，控制部分紡織品和服裝出口的過快增長。

　　“限制牌”也可推動改革

　　既然是限制，中國紡品的出口就肯定要受到影響。

　　“比如襪子，4個月前就已經封關了”。王宇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根據官方的統計數據，今年頭兩個月，中國紡品的總體出口量較去年同期的增幅為30%，而一季度的增幅降至19%，說明3月的出口增長勢頭受到很大的遏制。

　　不過，短期內抑制中國紡品的出口，只是“限制牌”這一雙刃劍的一面；另一面，在張漢林看來，是對中國紡織品出口弊端的觸動和對外貿體制改革的促進。他舉例說，由于政府放權不夠，商會和中介組織在提供預警和組織對外協調談判上做得不夠。

　　王宇也坦率地承認，預警機制并未建立，“我們已經提交了報告，預警分5個級別，以不同顏色標識，但部里(商務部)還沒批下來”。

　　“就像WTO的‘年度審議’機制，每次審議都將督促我們尋找類似預警機制這樣的不足，而不是單純靠幾個權威人士的口頭警告。從長遠看，這當然是件好事”。張漢林說。

　　處在產業鏈的低端，中國在一次次地為自身的先天劣勢付出代價。月初，商務部長薄熙來在訪問歐洲時曾說，中國需要出口8億件T恤才能換回一架“空客”飛機。而張漢林早已預言，由于紡品配額的取消，中國與國際間的貿易摩擦將大為增多。“在摩擦增多的后配額時代，中國紡織業將慢慢被逼上提升品牌之路，以早日擺脫重復引進、惡性競爭的加工貿易局面”。盧進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特保條款

　　如一WTO成員認為《紡織品與服裝協定》所涵蓋的原產于中國的紡織品和服裝產品自《WTO協定》生效之日起，由于市場擾亂，威脅阻礙這些產品貿易的有序發展，可請求與中國磋商，并附詳細事實聲明和現行數據。如在90天磋商期內，未能達成雙方滿意的解決辦法，則磋商將繼續進行，提出磋商請求的成員可繼續根據一項對磋商涉及的一個或多個類別的紡織品或紡織制成品實行限制。

　　(文章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作者：楊中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