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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瓊
4月25日，歐盟就決定對中國9類紡織品進行特別限制調查；5月13日，美國決定對我國的3類紡織品采取“特保”限制；5月18日，美國對我國出口紡織品的設限品種增加到7個；5月27日，歐盟委員會啟動了對我國兩類紡織品的“緊急特保”程序。
在紡織品貿易自由化問題上，美國人已經牢牢打入了一個“楔子”。雖然沒有道理可講，但卻有規則可用。按照當時的中國入世議定書，美國按照世貿規則或者是議定書的承諾來對紡織品實施的過渡性限制有三種：一種是紡織品特別限制條款，過渡期到2008年；第二種是特定產品過渡性保障機制；第三種是關于反傾銷非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定，過渡期為15年。與反傾銷比起來，所謂的紡織品特限條款，在使用方面比較容易。從操作程序上來說，紡織品的特別限制屬于行政措施，并沒有嚴格的法律程序，只要經過美國商務部紡織品協議行政委員會認定存在“市場擾亂”或者“市場擾亂威脅”，就可以實施。
特殊保障措施條款的存在，正如同非市場經濟地位在反傾銷案中的作用一樣，為中國的產品打入國際市場設置了壁壘。事實上，中國紡織業后配額時代的故事，已經在家電、玻璃、家具、燈具、自行車、打火機等制造企業被控傾銷時所面臨的非市場經濟地位“陷阱”里上演過了。由于中國不被認為是市場經濟國家，它不僅使中國企業在反傾銷訴訟中難以勝訴，又進一步刺激了某些WTO成員國對我國產品提起更多的反傾銷申訴。更為重要的是，由于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地位，任何國家都可以以“傾銷”起訴中國企業，但卻不承擔舉證責任，這導致 “反傾銷”已成為外國企業可以隨意揉搓中國企業的工具。而隨著歐盟最近否決了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定請求，隨著美國公布其認定市場經濟地位的6項標準，我國“入市”可能和當年“入世”一樣漫長。
西方發達國家雖然承認這個條款不公正，但既然這個條款規定了賦予他們限制中國出口商品的權利，他們就要用，而且中國產品是否構成擾亂，由他們說了算。這種特保制裁具有傳染性，一旦有一個國家單方面制裁，貿易就可能發生轉移，中國有這么大的產能，產品出口全世界，可能引起更多的國家參與制裁。這就很可怕。
中國的遭遇說明，以歐美為主導的所謂貿易自由化是有著雙重標準的，即對自己的優勢產業主張自由貿易，讓大家都打開大門。而當自己的劣勢產業遇到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挑戰時，則強調“公平貿易”，關上自己的大門。
從“緊急特保”這一事件中，給我們帶來的反思是：在國際市場上的一些關鍵問題改變的當口，我們應該有前瞻性的判斷。我們不能只停留在最后抗議的層面，否則會像這次一樣，不但紡織品出口受到損失，還使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增大。
為此，我國必須采取得力措施，慎重應對貿易摩擦高發期。就企業來說，應注重分散經營風險，全方位開拓市場，在品牌、價格和技術升級方面要不斷提高。要掌握國際規則，能夠按照國際規則來進行國際化經營，注重勞工標準、環保標準，甚至社會責任、社會貢獻等等。
對于政府部門而言，要注重建立國際溝通、協調和談判機制，注重搞好國內出口協調機制、預警機制以及政策和信息披露機制，促進企業和行業協會與政府部門之間合作互動。政府可以采取主動配額的形式，利用經濟杠桿來控制紡織品出口增長過快，從而在主觀上避免引發他國采取過多的特限措施。
同時要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不論對于企業提出預警，還是規范和引導企業行為，行業協會可以做大量的工作。要發揮發達國家的跨國零售商、品牌商的作用，他們為維護自己的利益，很可能組成廣泛的反貿易保護主義陣線，維護市場開放格局以對抗貿易壁壘。這對出口方也是有利的。
(作者單位：遼寧鳳城市人民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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