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歐美“特保”風暴 中國紡織企業何去何從

    中國與歐美紡織品貿易爭端近期日漸白熱化。雖然美國的最終目的是逼迫人民幣升值，但中國紡織品行業顯然受到了最直接的影響。

    行業“自律”難解困局

    臺商陳子榮如今正面臨兩難抉擇：投產還是觀望？

    一個月前投資幾百萬美元購買的紡織新設備已經安裝到位，招聘的員工也已經培訓到崗，但對于原定5月底的正式投產他卻猶豫不決。5月15日，陳子榮收到了浙江紡織行業協會發來的傳真，被告知其公司主要輸往美國的針織襯衫已經被列入美國“特保”名單，該產品的出口市場被限定全年增幅不得超過7.5％，而今年第一季度公司產品對美出口增幅就已經超過30％。

    “這樣的‘特保’措施就相當于下半年只能生產第一季度的產量。我們天天都從協會那里打聽最新消息，但看來前景不樂觀。”陳先生說，“新年的時候紡織品配額被取消了，我們本來認為歐美的紡織市場從此更廣闊，出口前景更好，今天看來正好相反。”

    這家位于紹興柯橋經濟開發區的臺資企業興建于兩年之前，總投資額近800萬美元，廠區占地500畝。在“紡織之鄉”紹興，這樣的企業只能算是中小規模。

    據統計，紹興縣各類這樣的紡織企業已達2000多家，無梭織機2.5萬余臺，年產各類紡織面料21億米，印染加工量達40億米，生產能力約占全國的五分之一，化纖品出口占全國的十分之一，是全國最大的輕紡產品生產和出口基地。

    “現在每次協會開會，主題差不多都是談如何協調出口，如何作到行業規范，加強‘自律’，我們也希望能夠由行業組織來統一和協調。在新年的第一個月，由于國家從量開征每件兩角錢的出口稅，工廠就為此多繳了幾十萬元稅收。紡織生產企業的競爭本來就很激烈，近幾年利潤僅僅維持在2％左右。如果‘自律’過分嚴格，這個行業恐怕就不能再做了。”

    今年配額制度取消以來，中國紡織工業協會一直采取征收出口稅、推行出口許可證制度以及醞釀“最低正常限價”等“自律”措施，但并未取得歐美國家的貿易“諒解”。“僅僅依靠第一季度數據的錯誤分析，歐美就給中國紡織強加‘市場擾亂’，違背了自由貿易原則。”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會長杜鈺洲說。

    逼迫人民幣升值？

    就此次美國提前啟動“特保”，不少專家分析說，其意在逼迫人民幣升值。

    5月17日，美國財政部長斯諾就匯率市場發展問題向美國國會提交了半年度報告，稱“如果中國固守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機制，則美國可能采取報復措施”。此前，美國參議院甚至通過了一項“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即如果中國不同意讓人民幣升值，就對所有中國出口至美國的商品一律加征27.5％的關稅。

    “美國政府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把國內貿易和財政‘雙赤字’的矛盾轉移到中國的匯率政策，甚至采取貿易報復措施，從而把中國的匯率政策政治化，逼迫人民幣升值。”上海社科院金融所周宇研究員如是分析。

    “其實， ‘9·11事件’之后美國實行的‘弱勢美元’政策才是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根源。”復旦大學孫立堅教授則認為，這一問題再一次凸現了中國匯率制度的“兩難”困境。“中國當前對外經濟的高依存度和銀行體系的脆弱性使得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中的不確定性變得格外突出。比如，制度改革帶來的人民幣的匯率風險有可能會抑制加工貿易型的直接投資在中國進一步的發展。而出口產品也會失去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孫教授認為，這些貿易和投資上出現的問題很快就會影響到企業的收益狀況，增加社會的就業壓力，從而降低企業和個人的償債能力，并且可能使金融體系變得脆弱，最終引起經濟蕭條。

    “入市”之困

    “大門看似敞開了，實際上門檻更高了。”

    加入世貿組織三年半后，“中國制造”陷入一場前所未有的國際貿易摩擦中，有人把這場貿易爭端歸咎于當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時簽下的部分歧視性條款，其實根源還是中國出于“利益交換”而承認的“非市場經濟地位”條款。

    在2001年底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的最后階段，美國首先提出了“非市場經濟地位”的問題。當時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一拖十數年懸而未決，主要的談判對手美國等國始終堅持在一般保障條款、特殊保障條款和反傾銷條款等三方面寸步不讓。從大局考慮權衡利弊，中國采取了“先付點代價，多爭取時間促進發展”的策略，做出了“戰術性的妥協”。

    出于交換，主要的談判國家也承諾中國在汽車、金融、電信等許多領域做的相關保留，實質上賦予了中國對幼稚產業、支柱產業和基礎建設產業的“特別保護權”。作為一種“利益交換”，中國同意其他成員方可以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15年內，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的“非市場經濟地位”由此確立。這一歧視性條款的簽署，如今成為引起歐美采取各種貿易保護措施的主要依據。

    作為“非市場經濟”國家，中國企業遭遇的“反傾銷”案無一例外地被裁定“參照第三國”的相關行業做出終裁判斷。在去年沸沸揚揚的“美國企業訴中國企業彩電傾銷”一案中，美國貿易仲裁機構選擇的替代國是印度，而印度的平均原材料價格是中國的6倍。這直接導致中國彩電的生產成本被高估。而之前“歐盟訴中國彩電傾銷”案，選擇的參照第三國是新加坡，最終裁定中國彩電企業傾銷，幾乎把所有的中國彩電生產企業逐出了歐洲市場，導致中國彩電在歐盟成員國市場之外徘徊長達15年。

    如今中國顯然加快了“入市”步伐，不少國家正式承認了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但主要的世界貿易實體美國、歐盟和日本卻把中國的“入市”看作“限制中國制造的最后一枚重磅武器”。國家整體“入市”其路漫漫，有人建議“行業入市”分頭突破，但在舊體制的束縛下，中國行業協會和各種商會的弱勢地位卻很難領導整個行業率先“入市”。

    從“入世”到“入市”，這是一段并不比世貿談判輕松多少的坎坷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