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炒房團復雜的團購 最怕資金鏈條斷裂

　　外灘記者 李葉飛／報道

　　4月25日，上海希爾頓酒店。一個身材微胖的中年人從出租車上下來，胳膊下夾著包，另外一只手在打手機。

　　“我先打完這個電話，不好意思。”中年人操著溫州腔普通話對記者說。

　　進了酒店大堂，中年人在沙發上坐下，一只手拉開皮包拉鏈，掏出計算器，一邊算賬，一邊繼續打電話。聽得出，他有些煩躁。

　　這個中年人叫謝平(化名)，溫州人。讓他煩躁的是，他手里一套浦東聯洋年華的房子，面積113平方米。謝平在去年年底以每平方米9700元的價格買入，其后，雖然房價要跌的說法一直沒有停過，但謝平堅持沒有賣出。

　　到了今年2月底，價格已經漲到每平米1.4萬元。

　　“當時的形勢，根本就不是你們所講的有價無市。不管自住的還是投資的，買房的人很多。”謝平說，“我想，這套房子怎么也能漲到每平米15000元。只要再熬個把月，我就可以出手了。”謝平盤算，這次至少可以賺50萬，而且至今他才給了上家30萬元的首付。

　　但是，上海市政府一系列抑制房價的政策讓謝平的算盤落了空。“買家已經很難找了。”他后悔2月份的時候沒有把房子賣掉。

　　“這比做廣告來錢快多了”

　　其實，謝平只能算是溫州炒樓者中的小字輩。

　　2002年以前，謝平曾在溫州經營一家廣告公司。2002年以后，謝平來到上海，繼續廣告公司的營生，專做在滬溫州企業的生意，但公司經營狀況并不好。一個偶然的機會，謝平加入了炒樓的行列。

　　2003年，出于公司辦公的需要，謝平在中山公園附近買了套酒店公寓。幾天后，他偶然在中介公司看到有人賣同一棟樓的房子，價格比他買入時高了800元。“這比做廣告來錢快多了。”于是他就把這套房子也買下了。

　　之后，謝平發現房價繼續上漲。和幾個溫州朋友聊起來，謝平才知道大家在上海都有幾套房子。

　　從此，謝平加入了炒房的行列。到2003年下半年，他手里已經有幾十套房子，大部分集中在浦東。

　　“一次我到浦東香梅花園售樓處，我發現在那里不用說普通話，說溫州話就可以了——因為里面幾乎全是溫州人。”謝平笑著說，“我那時就是跟著那些溫州老鄉買。他們都炒了三四年了。”

　　謝平回憶，當時買家和賣家基本都是溫州人：“我從溫州人那里買來，又有溫州人從我這里買走。”大家都賺到了錢。

　　謝平的資金庫

　　謝平以短線操作為主，原因是手上資金不多，而且不全是自己的錢，“投資了要馬上有收益，人家才肯放心繼續把錢給你，讓你去炒樓。”謝平說，“就像吃飯一樣，第一口沒味道，就不想再吃第二口了。”

　　謝平炒房的資金來源很復雜。最初，是找親戚借錢。“父母的錢、外公的錢、姨媽的錢，只要是錢我都要”。

　　后來，謝平找到在溫州某政府部門當科長的老同學，讓他幫忙籌款。老同學發動自己的部下，全科籌了幾十萬。“我只對科長負責，掙了錢就把利潤給科長，科長再去分。如果愿意繼續投，那就直接滾入下一個投資。最多時我要對好幾個科長、主任負責”。

　　用第一次從老同學那里籌來的錢作首付，謝平在中山公園附近的一個樓盤拿下整整一層。

　　每隔一段時間，謝平就回溫州匯報一下樓市價格，聽聽大家的意見，是賣掉還是繼續等。“大家都很民主，就像開董事會一樣”。

　　謝平說，這種做法在溫州很普遍。那些在職的溫州人根本沒有時間到上海來炒樓，把錢借給在上海的專職炒樓者是最好的投資方式。

　　“開始炒樓時，漲一些就賣了，一是讓投資的人開心，表明有錢掙；二也是試探市場。后來大家都越來越能捂了，看著價格天天上漲，天天心里都在算錢。我這里捂得最長的幾套房子有近兩年，從房子還只是地基捂到快拿鑰匙，最終大家都猛賺了一筆。”

　　謝平也炒過樓花，最多的時候，一個樓花可以賣到5萬元。但在謝平看來，這只是賺點小錢。當然，炒樓花也有風險。最危險的一次，謝平5萬元買的樓花，到距離簽約只有一天的時候才有人要。“我只掙了3000元就匆匆賣掉了”。

　　“你說這房價還能漲嗎？”

　　“現在看來房子是不能再炒了，我那些科長們上個月都逼著我把房子賣了，我自己投錢的房子就聯洋這個傷腦筋。”謝平有點發愁。

　　“前天中介給我打電話，說有人要房，單價12800元，這個價格現在我能接受，要命的是我現在賣不了房，按照新政策我要付清余款才能賣。”

　　但是謝平的錢都投在房子上了。“其實中介已經暗示我可以幫忙墊付，但手續費太高。”謝搖了搖頭，“我還有個辦法，讓上家直接跟我的下家簽合同，我付幾萬塊錢的手續費給他，但上家不干。”

　　“其實跌價我是不怕的，已經漲了那么多了，現在再怎么跌也跌不到我的進價上。問題不在價格，而在我被幾套房子套住了，我每個月都要還債。”謝平說。他問記者，還有什么好的項目可以投資，不需要有房地產那樣的高利潤，但至少要回報穩定。

　　臨走時，謝平又好象突然回過神來，問記者：“你說這房價還能再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