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汝祥：偽書是皇帝的新衣

　　目前寫書的投資回報率太低，專家們把更多時間花在賺錢多的事情上了。

　　這才是“偽書”流行的真正根源

　　本刊記者/胡玲

　　姜汝祥，2005年“3·15”晚會“3·15”貢獻獎的三位候選人之一。通過他的亮相，千千萬萬的普通中國人第一次聽到了“偽書”這個詞 假托一個不存在的外國作者的名字，“翻譯”出版的“外版書”。大約在一兩個月前，中國媒體開始掀起揭露偽書的一輪浪潮，其始作俑者，就是這位40歲的姜汝祥 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錫恩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2003年，姜汝祥在機場看到了一本書：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執行力》。他非常驚訝地讀到，書中很多處內容竟然完全是對自己所寫的書的抄襲。

　　通過調查，姜汝祥更加驚訝地發現，所謂的《執行力》的作者哈佛商學院管理學教授“保羅·托馬斯”完全是一個子虛烏有的人，他開始認定這書是地地道道的“偽書”。

　　開始的時候，姜汝祥對這件事想得很簡單：既然肯定是假的，當然一揭發就會有人處理。沒想到，他給媒體投稿，竟然連遭冷遇。這反而促使他決心把事情做大。

　　“行業里的人更清楚，只是沒有人站出來，我覺得這是一種悲哀。”

　　中國新聞周刊：“偽書”究竟都是什么人做的？

　　姜汝祥：“偽書”是打著進口外版書的旗號，假托某個外國人的名字寫的書，其實是中國人自己做的，真正的作者多是高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在今天的網絡BBS上你可以經常看到高價購買這些“槍手”的信息。他們的工作就是去抄。所以，這種書材料可能是真的，但作者是假的，推薦人是假的，推薦語是假的，內容是亂編的，這里面至少有一樣非常重要的東西不是真實的。

　　比如，在中國銷售了200萬冊的《執行力》，它所謂的作者哈佛商學院管理學教授“保羅·托馬斯”是根本不存在的一個人，結果“他”不但寫了七本系列暢銷書《執行力》，還堂而皇之地為另一本中國人寫的偽書作序。這是很荒唐的事情。

　　很多“偽書” 偽造的手段是很低劣的：它說是進口外版書，但其英文書名其實就是漢語拼音；還有的書竟然寫著“愛因斯坦推薦”，“居里夫人推薦”，“愛迪生推薦”，這怎么可能呢？有的書還說“全球銷售10億冊”，“10億冊”是個什么概念，除去中國和非洲的人口，相當于全球每個三口之家一家一本。

　　“偽書”明明已經成了“皇帝的新衣”，稍微留意一點的人都清楚，行業里的人更清楚，只是沒有人站出來，我覺得這是一種悲哀。在我的心目中，這件事情不去揭露，真的是會被別人看不起的。

　　中國新聞周刊：有些業內人士說，其實這些偽書用的材料還是真的，有的書還是不錯的？

　　姜汝祥：應當說，出“偽書”的這些書商們是很懂中國企業家的需求的。“偽書”中所編纂的、所抄襲的內容本身是好東西，但是任何好的東西、有道理的東西是有前提的，有內在的邏輯關系的，不是隨便引用一段文字往里面放的。

　　比如，《沒有任何借口》這本書中說：“服從是一種美德”，“我們要像西點軍校一樣講無條件的服從”。軍隊能和企業一樣嗎？企業能簡單地模仿軍隊的條例嗎？像這樣的東西打著“世界500強培訓樣本”，“全球銷售多少冊”等等，中國相當一批企業家就會感到很過癮，很來勁，他們自己本來不好意思說出口的獨裁心理，突然之間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了。

　　所以“偽書”的作者往往就是從實用主義出發，去迎合和滿足一些企業家不應該滿足的需求。這樣的書欺騙性相當大，而我們很多很優秀的大客戶，都在拿著這些書給企業員工培訓，我的一個非常好的客戶還把這樣的“偽書”作為禮物送給我。

　　思想如果被毒害，未來會貽誤一兩代人、一兩代企業家。

　　中國新聞周刊：在新聞發布會上，你說你很孤獨。

　　姜汝祥：因為我個人開始想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我覺得是件非常簡單的事情。我個人是好幾家媒體的專欄作者，稿費開得還不低。我想我寫稿子想呼吁一下，新聞機構登出來不就行了嗎？可是我投了很多家報社，沒有人給我登，當時沒有人理我。

　　后來報社的人跟我講，報社和出版社其實離得很近的，可以算一個行業吧。而我在文章中有名有姓的點了很多出版社，他們不愿意惹這個事。

　　我不相信，覺得實際上這個口子還是捂不住的。當時我個人憑粗淺的判斷已經知道有上百本書是假的了，社會對此不可能熟視無睹的。如果一個危害大眾很明顯的假的東西到了如此地步，社會都不在意的話，我們給企業講的這些東西也就根本不可能實現，絕對是空中樓閣了。所以我們一定會成功。

　　當我們決定成立班子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們就知道是要與這批人為敵了。

　　中國新聞周刊：后來你與這些做偽書的書商有過直接的接觸嗎？

　　姜汝祥：他們曾托人帶過話來，希望能私下和解。也有的人說，既然是抄你的書，那把書的作者改成你行不行？

　　“偽書”在中國古代早已有之，假托他人之名撰寫的《水滸后傳》和《紅樓夢》后四十回都是“偽書”的鼻祖。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曾經有過一本著名的偽書《第三只眼看中國》，托名德國人“洛伊寧格爾”所著，后來被人們拆穿：那位“譯者”王山乃是此書的真正作者。而如今有調查顯示，2004年國內市場中，僅經管類圖書領域每三天就有一本偽書出版。

　　“如果我不去做這件事情的話，很多關系非常好的企業家，以后一定會不相信我，我的員工一定覺得姜汝祥這個人是兩張皮”

　　中國新聞周刊：為打擊偽書你的公司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

　　姜汝祥：坦率地講，假設我的業務很差，我自己都活不下去的話，我未必去做這件事情。這一兩年我們既然拿到了很好的效益，就要懂得給社會以公平回報。

　　我當時抽了四個人做專職(打擊偽書)，兩個人作輔助工作。還不包括我自己的投入。我們買來了大約六七百本有偽書嫌疑的書，花費了6個月的時間，每一本書都去核實作者、推薦人、推薦語以及內容等的真實性，給書上說的出版社發傳真，最終基本確定100本左右的書是“偽書”。

　　我們這個行業，6個月時間，這些人力基本上可以做兩個項目，每個項目最低的收入是50萬，從這個角度講我們大約投入了100萬元左右的機會成本。

　　中國新聞周刊：為什么要做這件事，是因為這些偽書給你的客戶帶來損失？所以也損害了你公司的利益？

　　姜汝祥：我不做這件事情，我在錢上不會損失更多，但是我損失的是客戶和員工對我的信任，我的壓力是來自這方面。因為就有企業家跟我講，姜博士，你看這些偽書我們是分辨不出來的，你能分辨出來，你得通過一個什么樣的方式揭露一下，不然我們就覺得，你不太值得我們尊敬，因為你就光想賺錢。

　　這些年，我們一直致力于中國成長型企業的國際化，持續化和正規化，一直在提倡一種思想，即企業不光是要賺錢，而且要有“獨立的商業人格”。

　　我曾經說過，中國一批當紅的企業家是過時的，他們只是市場政治家，非常會玩權謀，但卻領導不了中國的企業進入國際化，他們不是現代的企業家。當我們的社會環境受到污染的時候，企業要對社會有一種責任感。

　　萬科董事長王石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因為王石去年一年在萬科就講一句話，“企業公民”和社會責任。“企業公民”在國外是很普遍的一個詞，在中國還是一個新詞。它是說企業像公民一樣的有它的“權利”，也有它的“義務”。企業作為公民是有社會責任感的。

　　現在，我自己面臨著這種社會污染，我的員工和我的客戶就會想：你這些說別人是行的，明明你可以來做這件事情為什么不做呢？一個人怎么能夠說一套做一套？如果我不去做這件事情的話，很多關系非常好的企業家，以后一定會不相信我，我的員工一定覺得姜汝祥這個人是兩張皮。

　　社會中是什么東西缺了位？

　　2005年1月19日，姜汝祥選擇了全國書展開始的日子，召開新聞發布會。有9家新聞媒體到場。姜詳實地公布了近百本偽書的調查情況。自此，姜汝祥舒了一口氣，他希望自己“不務正業”的反偽書之路能夠告一段落。

　　中國新聞周刊：之前你感覺到在媒體那里受到了冷落，可現在你又說不太愿意再接受媒體的采訪，為什么？

　　姜汝祥：因為我覺得反“偽書”這件事在揭露的層面上告一段落了。新聞發布會到場的報紙和電視臺的記者把事情捅出去之后，已經得到了社會的重視。書店里這類“偽書”的銷售量已經大幅度下滑，可以說我們的目的達到了。

　　我現在去書店看的時候，有一些涼颼颼的感覺。因為“偽書”在的時候，這類經管類圖書有一種虛假的繁榮，擺在那里很多書，好像很好看的。現在都沒了。

　　中國新聞周刊：這類偽書的暢銷，至少說明社會有這種需求。

　　姜汝祥：是非常大的需求。現在我們要關注的是，為什么中國的企業家和企業員工會對這些偽書中的主題這樣關注？偽書沒有了他們讀什么？

　　中國企業家這種需求的背后，是他們要把企業的競爭力提高的歷史趨勢。但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不提供這些東西，中國古代只有權謀，什么曾國藩用人書，李嘉誠用人書，厚黑學，琢磨的是怎樣對付人，。這里沒有工業化進程，沒有核心競爭能力，系統管理，供應鏈管理，營銷等等。

　　而我們的中國的學者和知識分子，沒能給他們提供真正的服務，多多寫這樣的書，這是很悲哀的事情。

　　目前寫書的投資回報率太低，專家們把更多時間花在賺錢多的事情上了。

　　這才是“偽書”流行的真正根源。

　　其實，查這些偽書很方便，要求把英文的原版書拿來，一看就明白了。從管理上一點都不難。我覺得有關部門的不作為，是一種只救火不防火的觀念，起火了他們去救，如果火還沒燒大，他們就不管。這里暴露出的是管理的缺位和機制的不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