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個女人，我愛沃爾瑪。我猜想這讓我成了婦女階級的叛徒。因為由150萬我的女同胞們組成的“集體”正試圖起訴這家全球受詆毀最多的公司，理由是它給予女性的待遇要差于男性的待遇。她們這場訴訟是歷史上最大一宗雇員集體訴訟案，但它所涉及的問題遠不止于性別。如果沃爾瑪的女員工能成功地羞辱這家全球最大的企業，那它就有可能改變全美國老板與雇員間的力量平衡。
在沃爾瑪，加班加點、報酬過低、壓力沉重的單身母親比比皆是———顧客和收銀員中都有。就沃爾瑪門店所在的區域而言，那里買賣雙方之間不存在文化差異：他們基本上都是又窮又沒受太多教育的人，并且都在為有錢過上好日子而奮斗。這是個美國式悲劇。但一家法庭就能為整個國家解決這個問題嗎？
不久以后，以開明著稱的加州聯邦上訴法院第九巡回審判庭將對這起“女員工狀告沃爾瑪”案(官方名稱：杜克斯告沃爾瑪百貨)進行聽證。但開庭之前的問題并不是該公司有沒有虧待過任何女員工，而是150萬女員工能否聯合起來以性別歧視罪起訴該公司。
這些女性的律師們表示，這是他們數十年來見過的最惡劣的性別歧視案。據他們說，該公司女員工的工資比男員工少，升職也比男員工少。
這種行為合法嗎？哪怕在資本主義守護神山姆·沃爾頓所宣揚的上世紀50年代美國版本中不合法。美國民權法禁止這種偏見行為。但是，民權法是否允許基層女員工與管理層太太們聯合起來，興起一場針對這種行為的大規模訴訟，這就不清楚了。
近來，沃爾瑪被指控造成了諸多社會惡疾，從城市衰敗到剝削移民等都有。過去，只要這些特大購物中心破壞的是低收入的農村地區，那媒體或法院就不太會有激烈的反應，因為對于人間天堂是否被鋪平了來建造沃爾瑪停車場，沒有人會特別在意。
而今，最溫順的人也忍無可忍了，大家都樂于痛恨這家全球最大的企業。正如沃爾瑪女員工的公共利益法律顧問所指出的，“人們已準備好打倒沃爾瑪”。如果他們贏得有關女員工能否集體上訴的爭論，那他們能否證明沃爾瑪曾對任何一個女員工有歧視行為就無關緊要了。面對數十億美元的潛在損失，沃爾瑪如果不設法和解，而是上庭比拼，那將是非常愚蠢的舉動。
但現在還沒到這一步。目前擺在加州上訴法院面前的問題是，美國法律是否允許少數受沃爾瑪虐待的女員工來代表至少150萬人發起訴訟。這150萬人都是自1998年起為該公司工作過的女員工。問題歸根結底在于有關集體訴訟“認證”規定的爭論。集體訴訟是美國特有的法律行為，旨在賦予小人物法律權利，允許個人以集體形式上訴，因為單獨上訴對他們來說太昂貴。
準許這種訴訟的前提是各原告“境遇相似”：它們在法律或事實方面的共有問題必須有關。沃爾瑪女員工成功地讓一位聯邦法官相信，存在足夠的共性來認定她們的訴訟是集體訴訟：她們聲稱，沃爾瑪那普遍性的企業文化在整個公司中推動了性別歧視；并且，盡管各門店經理對薪水和晉升決策有著廣泛的決定權，但沃爾瑪的吝嗇文化毒害了所有的經理。
美國商會表示，這是一起“服了類固醇的集體訴訟”。在一份滿是斜體字、怒氣沖沖的“法院之友”聲明（這是行業游說努力的一部分）中，美國商會聲稱，在認定該案為集體訴訟的同時，那位審判官犯下了一些嚴重的錯誤：他允許一位社會學家用“垃圾科學”說服了他，即沃爾瑪的企業文化具有性別歧視性；他讓原告發起了統計信息可疑的訴訟，且不給被告反駁的機會；而最糟糕的是，對于原告明顯互相矛盾的論點，他居然沒有追究。原告稱，他們的訴訟之所以符合共性標準，既是因為沃爾瑪的文化具有嚴格的制約性，也是因為這種文化讓各經理能自行決定每個女員工的薪水。
就連大力抨擊公司的第九巡回審判庭也從未認定過如此廣泛的集體訴訟。而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集體訴訟專家約翰·科菲認為，現在該審判庭也不必這么做。“這并不是一起非此即彼的案件。”他表示。
迫使個別沃爾瑪女員工自己起訴公司是不公平的，因為這樣一來，她們就沒有足夠的力量來與這家全球最強大的公司對手抗衡。但也不必以一場全國范圍內的集體訴訟作為替代方案，因為這實際上是給了原告勒索其對手的權利。就像在各行各業中一樣，必然有一條中間道路可行：組織一個集體，也許以個別州而不是整個國家為基礎，它足以引起沃爾瑪的關注，而不僅僅是威嚇其屈從。
說到底，法庭不是動員大家反對吝嗇雇主的場所。法院是執行正義而非強制執行社會責任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