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球村：草根NGO生長之困

　　見習記者 于南 北京報道

　　2004年末，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社會公益獎候選人廖曉義最終落選。

　　作為北京地球村環境文化中心主任，著名的民間環保人士，九年的時間，廖曉義和她的“地球村”，從垃圾分類到適度能源消費，逐步走入公眾視野。九年的磨礪，也讓她對草 根NGO在中國的生存和發展，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人才之困

　　“地球村”的辦公場所，在京城北四環往北的某住宅小區，這是房地產開發商免費提供的一套公寓。三居室的空間內，十幾個年輕人正在各自忙碌。

　　北京姑娘宋汐，去年大學畢業來到“地球村”。

　　她告訴記者，上中學時受化學老師影響，開始接觸環保，大學讀了環保專業，當過環保志愿者。她很慶幸自己的選擇，“我熱愛我的工作，希望能一直做下去。”

　　和宋汐一樣，北京大學生態學的碩士研究生畢業陳梅，加入“地球村”也是出于對環保事業的熱情。不同的是，現在她已經離開。

　　原因很簡單，她覺得自己幾個月以來每天的工作只是處理些事務性的瑣事，加上收入也不高，她最終決定去考博。

　　在地球村，像陳梅這樣進來又離開的人很多。“地球村”行政主管栗力告訴記者，現在有15個工作人員，工作時間超過兩年人的只有4、5個，人員流動很大。

　　“走的原因很多，有些人是為了增加得到國外大學獎學金的可能性，到這里來從事一些公益活動；還有些人就是大學畢業后找不到工作，臨時到這里干活，一有合適的機會就離開。”

　　栗力也承認，“地球村”能給的薪水有限，只有真正有公益心的人才能堅持。她介紹說，這么多年離開“地球村”的人中，沒有一個再選擇NGO就業。

　　對于其他同事的離去，宋汐很理解，她說，北京生活成本太高，而“地球村”月薪只有1300元。“要是我家在外地，要租房子，當初可能就不會來這工作了。”

　　堅持者還在堅持，但對于國內的草根NGO，人才越來越難留住，連合作伙伴國際NGO組織，也開始加入人才爭奪的行列。

　　對此，廖曉義十分擔憂：“稍微優秀一些的人才都被像WWF(世界自然基金會)之類的國際NGO挖走了。他們給的薪水比我們多5倍甚至10倍，我們沒法競爭。”

　　清華大學NGO研究所副所長鄧國勝認為，從國外的情況看，NGO組織人員流動頻繁其實很正常。“NGO自身也要調整心態適應這種情況，不能苛求別人忽視物質利益，應該盡一切可能維護他們的應得利益。”

　　鄧國勝介紹，我國現行立法關于NGO組織成員的內容基本為空白，只是在《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中簡單規定“社會團體專職工作人員的工資和保險福利待遇，參照國家對事業單位的有關規定執行。”但除了工資和保險福利待遇之外，專職工作人員的其他權利義務是否適用《勞動法》的規定？還有人數眾多的志愿人員的權利義務如何？

　　只有維護個人的合法權利，個人的積極性才能得到最大的發揮，整個NGO才可能穩定而富有成效地運作和發展。

　　栗力向記者表示，經過努力，“地球村”已經為員工在北京市朝陽區社會保障部門參加了“三險一金”的社會保障，這對“地球村”今后吸引人才或許會有所幫助。

　　“關鍵是要給人才一個發展的空間。”鄧國勝說。根據他們的調查，目前國內很多NGO組織內部管理混亂，存在家長式管理和個人英雄主義現象。員工為NGO組織的領導者打工，領導并不會想到他們未來的發展。雖然不少員工有很好的信念，但因為看不到發展空間而不得不選擇離開。”

　　事實上，國內NGO都在努力從精英色彩比較重的初創時期，轉入一種制度性、組織性的運作方式。另一家著名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已經成功招聘了一位年輕的總干事，逐步取代73歲的創始人梁從誡的日常管理工作。

　　廖曉義也對記者說，“2005年，要創造沒有廖曉義的‘地球村’。”她決定從日常管理中抽身出來，到幕后去做其他事情。而行政主管栗力，正是廖曉義認為靠緣分等到的后繼者。

　　經費之痛

　　根據鄧國勝的調查，缺錢和缺人，是國內NGO目前面臨的最大困難。

　　廖曉義也承認，缺錢是制約“地球村”往前走的重要原因。“這已經成了惡性循環了。”

　　據介紹，“地球村”的經費來源主要靠國外的基金會支持。通常是做好項目策劃，然后向福特基金會、美國能源基金會等組織申請經費援助，這部分占了所有經費來源的90%左右，除此之外，只有零星的一些企業捐助。

　　與國外的NGO不同，像“地球村”這樣的草根NGO少有由政府購買服務的機會。同時由于“地球村”沒有公募的資格和權利，只有靠著誠信去找企業和個人進行私募。

　　深受經費之困的廖曉義決定，從2005年開始，她要把精力集中到另一個新的領域。

　　“‘地球村’要發展，不能僅僅靠捐助，要建立自我生血的造血機制。我們要發展自己的企業，搞第三部門經濟。”

　　廖曉義告訴記者，她準備做一個掙錢的項目，掙了錢就拿來做基金會，來滾動發展。“‘地球村’一定要有自己的基金會，不光支持自己的組織，還有其他的本土草根NGO。”

　　“現在我們還在摸索階段，明年這個時候歡迎你再來采訪，那時候我們一定會有起色。”廖曉義對她選擇的道路堅信不疑。

　　實際上，這種非營利組織開展盈利性活動的情況，是一個全球范圍內的普遍趨勢。記者從民政部了解到，民政部早在2002年的一份文件中提到：興辦經濟實體、在核準的業務范圍內開展活動或服務取得收入，是非營利組織活動費用的重要補充渠道。

　　鄧國勝認為，雖然目前也有質疑某些NGO利用身份從事營利活動，掙錢不交稅，但開展盈利性活動是實現NGO自強自立很好的手段。

　　稅收之惑

　　2004年4月，“地球村”以“北京地球村環境教育中心”的名稱在北京市延慶縣民政局登記注冊為民辦非企業單位，拿到了NGO的合法身份。

　　根據我國相關立法，未獲得民政部門認可的合法身份的非政府組織，亦即草根NGO，無權享受稅收方面的各種優惠。因此，在此之前，“地球村”也和大多數草根NGO一樣在工商部門登記，每年需向稅務機關說明，自己是從事公益事業的非營利性組織，從而申請免交營業稅。

　　然而，國家在企業的公益捐贈方面的稅收減免優惠，“地球村”卻無法享受。栗力說，他們去向企業募捐時，企業會問能不能免稅，當得知不能時，企業往往就不肯捐贈。

　　根據我國相關稅法，企業或個人以其財產對公益事業捐贈，捐贈額在一定限度內可用于扣除捐贈人的應納稅所得額。在所得稅方面，納稅人用于公益、救濟性的捐贈，企業和個人在年度應納稅所得額3%以內的部分，準予扣除。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十二條規定，有資格接受減免稅捐贈的社會團體，包括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希望工程基金會、宋慶齡基金會等8家。從1999年到2003年，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又先后認可了另外15家社會團體的減免稅受贈資格，使可開具減免稅憑證的社會團體數量超過了20家。

　　但相比全國數以萬計的公益性草根NGO組織，有資格受贈稅收減免捐贈的組織數量遠遠不能滿足需要。現在稅務總局采取的這種“列名單”的方式，直接導致大量類似“地球村”的NGO組織不能享受法律規定的減免稅受贈權利。

　　事實上，按照我國1999年6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規定，“地球村”能擁有上述所言的減免稅受贈資格。該法第三條規定的公益事業的界定中，第三項就是環境保護、社會公共設施建設。第二十四條和第二十五條分別規定：公司和其他企業、個人依照本法的規定捐贈財產用于公益事業，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享受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方面的優惠。

　　鄧國勝認為，問題的核心在于我國沒有統一的針對非營利組織的稅收方面的法律，大多是依靠各個行政部門的規章來調整，散見于各類法律、法規、規章之中，立法的層次性不高。

　　“同時，法律規定的政策沒有得到落實。”鄧國勝說，“目前企業公益捐贈的減免稅在程序上還存在問題，每次都要按照一事一議的原則，向相應的稅務部門申請減免稅。這對于以所收稅款多少為政績的稅務部門來說，自然是不太愿意，于是經常是能拖就拖，盡量不給你辦，當然就更不會去積極宣傳這些稅收政策。”

　　鄧國勝認為，中國正處于公民社會意識高漲、NGO大發展的時期，隨著社會改革的深入，NGO的數量將急劇增加，并將作為政府與市場的補充力量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而稅收作為一種間接貨幣政策，對于NGO的發展是很重要的制度激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