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帶給英國100億英鎊收入 英語工業成功之道

　　本報特派記者　石巖　發自英國愛丁堡

　　1月8日是今年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的日子，7日午夜11時，四級考試的作文題已經被張貼在“貓撲”網的大雜燴版上，而距六級考試結束近50分鐘的時候，六級考試的客觀題及改錯題的答案就被張貼出來。

　　此前的1月2日，廣西南寧的5名教師和兩名大學生剛剛因去年泄露英語四六級考試答案被處以罰款或者鋃鐺入獄，他們的罪名是“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

　　更早的2004年12月8日，在“走向全球”英國國際教育會議上，“作為全球化語言的英語”是五個主要議題之一。

　　一邊是一門語言和非母語國家的國家秘密聯系在一起，一邊是一門語言成為國際教育會議的主要議題———這恐怕是只有英語這樣的國際化語言才能享有的待遇。

　　1600億的大買賣

　　紅色的無靠背沙發散落在房間的中心地帶，房間的一角有冰箱、微波爐，同水池、操作臺一字排開———這些陳設使霍德霍恩(Hawthorn)英語學校的教室像一個家。

　　霍德霍恩(HawtHorn)在愛丁堡皇家大道上，校舍由一間教堂改建而來。這條大道的一頭是愛丁堡城堡，一頭是女王寢宮，路兩邊的每一幢建筑也或多或少有些來頭。

　　1個校長、1個副校長、1個教學主任和1個項目經理，他們是這個學校的主要管理者。教室不到10間，大部分很小，兩張方桌拼在一起，四周擺五六把椅子就能把整個空間撐滿。與校舍規模相匹配的是小班教學。“我們最大的班不會超過9個人。”校長芙羅娜.羅絲(FionaRoss)對此頗感自豪。與中國的學校類似，作業和小測驗是督促學生的主要手段。“但是，我們的學生在努力學習的同時也努力玩。”每個下午和晚上，霍德霍恩都為學生安排了各種各樣的“拓展項目”：跳蘇格蘭舞、參加角色扮演的游戲、參觀博物館、看電影。學生們可以選擇住在學校提供的公寓，也可以選擇住到當地居民的家里，后者的費用每天在15鎊左右。

　　“很多人是把出國學習英語和旅游聯系在一起的。”支吾了一會，羅絲對于英國所提供英語教學的優越性給出這樣模糊而質樸的概括，“我們為學生提供了豐富多彩的項目，他們可以游覽我們美麗的城市，了解我們的文化，同時學到地道的英語。”

　　像霍德霍恩這樣的英語學校，全英國有成千上萬，它們提供門類齊全的英語教學項目：普通英語課程，學術英語課程，大學入學前英語課程，藝術、金融等領域的專用英語課程，應試課程，假期英語課程……這些學校每年為英國帶來13億英鎊的收入。

　　座談的時候，羅絲端著酒杯問來自中國的記者：目前中國對于英語培訓的需求是怎樣的，是孩子想學還是那些已經工作的成人想學？

　　在英國，與英語教學機構一起紅火的還有各種英語考試。雅思目前已經在100多個國家開設考點，2003年全球應試人數超過45萬。“現在就連美國的大學都看重雅思的成績。”劍橋大學雅思考試項目經理尼克.查格自豪地說。劍橋是英國負責英語考試項目開發的重要機構之一，除了雅思，它還開發了從日常英語到學術英語在內的十幾種英語考試。

　　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是架在海外市場和這些培訓機構、考試機構之間的橋梁。

　　1934年成立以后，傳播英語一直是這個協會的重要功能。當時還是威爾士王子的愛德華八世曾說：“我們工作的出發點必須是我們的語言……但是我們的目標不能止于傳播我們的語言，我們的目標在于幫助盡可能多的人欣賞我們文學的榮耀，我們對藝術和科學的貢獻，以及我們在政治實踐上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要達到這個目的，最理想的辦法就是鼓勵外國人學習我們的語言。”冷戰期間，英國政府曾專門制定對外語言傳播的政策。英語教師培訓一度是英國進行“對外援助”的重要方式之一。

　　1997年工黨上臺之后，英語教師培訓項目在海外援助中的優先級大大降低。“現在英國對于英語教學的興趣主要在商業層面。”英語公司(The　English　Company)的常務董事戴維.格拉格說。

　　轉型的成果是：2004年的最新統計數字表明，包括留學在內的“英語產業”每年為英國帶來超過100億英鎊的收入。

　　“在上世紀在傳播英語方面發揮巨大作用的老牌公共電視臺BBC，也在2004年夏天關閉了以前由政府資助的英語部，轉而開發商業性的英語教學節目。”格拉格說。

　　人人都講自己的英語

　　一方面是眼前巨大的市場，一方面是對未來的緊張。

　　“再過50年，英語教學市場的繁榮就將成為歷史。”格拉格用計算機模型預測全球對英語教學的需求之后得出這樣的結論。

　　1995年，英國文化協會委托格拉格等人在世界范圍內進行了名為“英語2000(English2000)”的調查。1997年，格拉格將研究成果結集成書《英語的未來？》。他在這本書里提出：隨著英語的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那些講英語但并不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對英語的影響，將遠遠大于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

　　在此次教育大會上，格拉格進一步闡述：英語是一種雜交的語言。它從島國的語言變成國際性的過程，是自身不斷變化的過程。

　　公元5世紀起源于盎格魯.薩克森語的古英語是粗鄙的市井語言。“用詞相當不精確。就好比東北人說的‘整’——‘你再整兩盅’，‘這咋整啊’……幾乎任何動作都可以用這個詞對付過去。”曾在1950年代留學英國的張連仲對那時的英語有更形象的概括。

　　公元11世紀諾曼底人入侵，古英語受到法語相當大的影響，從法語借用和派生了大量詞。接下來三百多年間英國的國王、貴族都說法語。他們認為法語是高尚語言，而英語則是粗陋的，只適合下等人使用。

　　莎士比亞等文學巨匠改變了英語的處境，使它從俚俗的市井語言變成了典雅的文學語言，與之相伴的是英國人對民族身份的認同。“幾乎所有歐洲國家的現代化都與國家標準語言的建立密切相關。”

　　17世紀現代科學發軔，科學家們抱怨前輩文學巨匠開創的英語傳統在現代科學面前并無優勢可言：科學需要精確、樸素的語言，而文學語言追求模糊和同義。與此同時，修建鐵路、經營國際電報業務的巨型商業控股公司需要適于商業的語言。英語為順應這些需要而做出了改變。

　　再以后的歲月里，殖民擴張為英語成為國際性的語言奠定了重要前提。

　　“今天我們談論英語是國際化語言，跟以前我們談論它的國際化有完全不同的含義。隨著英語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原來的中心化結構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被若干從原點出發的射線分割的圓盤：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說英語，中國有中國的英語、巴西有巴西的英語、南非有南非的英語，不再有所謂正宗的英語。”格拉格說。

　　從更實際的角度，格拉格也給他的同胞敲響了警鐘：2010年到2015年，將有20億人口學習英語，但到2050年這個數字將銳減到5億。“英語教學工業將成為我們自己成功的犧牲者。”

　　“在不久的未來，英語將只是若干國際語言中的一種。中文、阿拉伯文這樣的語言在迅速興起。”

　　格拉格在其報告中引用了一條數據：截止到2004年9月，互聯網上的英文信息數量占信息總量的35.2%，在2000年，這個數字是50%。與此同時中心信息從5.4%增加到13.5%。

　　從四面八方“走向全球”

　　“你不必擔心，未來說英語的人還會很多。”坐在臺下聽報告的張連仲想跟格拉格說這句話。

　　張連仲曾是1950年代中國派到英國的最早一批公派留學生之一，回國之后幾十年從事英語教學與研究，目前是中國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外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作為教育部課程改革小組的成員參與了近幾年中小學英語教學改革。在談論英語教學的時候，他經常不自覺的以“美國”和“美式英語”的概念代替“英國”和“英式英語”的概念。格拉格也說：“英語在20世紀的故事與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密切相關。”

　　張連仲在審定教材的時候極力避免內容太過美國化。“以前我們小學教材一講飲食就是hamburger(漢堡包)，小孩就滿屋子跑來跑去學這個詞，拿著假的漢堡包說好吃。實際那是垃圾食品。這是美國文化比我們差比我們淺薄的那些，結果你在你的教育中反而來推廣這部分。”

　　南非前教育部長凱德.阿思慕(Kader　Asmal　MP)在這次名為“走向全球”的國際教育會議上，緊隨英國教育與技能部官員的開場白做了名為《一種國際化視角》的講演：“走向全球”不應該是單向的動作，不應該是一方對另一方文化的照單全收，也不應該是從一方到另一方的人才流失。“如果你把我的高級人才都吸走了，我的大腦就死亡了。”他的演講讓很多人抬起了臉。

　　“凱德是一個很有勇氣的人。在這樣一個所謂的多極化，實際上強勢文化形成的單級文化圈里，我們都有被迫接受別人價值觀點的危險。盡管這次會議強調了半天它的國際化視角，但它骨子里還是英國視角、甚至是英國文化優越視角的。Going　global(走向全球)的口號實際就是：我的文化是世界的標準，你們得來適應我。”張連仲對凱德贊譽有加。

　　另一個讓人抬起臉來的發言人是中國留學生潘志華。贏得“2004國際學生獎”的他以熟練的英語介紹了自己在英國學習的經歷。英國文化協會的官員對他的發言評價很高。一位女士在晚宴時穿越層層的人群徑直走到他面前，伸出雙手，熱情地說：“潘，我過來只是想說你的發言真的很精彩。”潘志華是這樣開頭的：“20年前，南中國一個小村子里有一個從沒去過比省會城市更遠的地方小男孩，他無論如何不會想到，今天他能夠在愛丁堡和諸位分享他的經歷。”

　　對他的發言，另外一群人給出的是截然相反的評價：“后來好幾個老師，有古巴的、有印度的，告訴我潘講的讓他們很失望。他主要的思路是I　came，I　saw，I　learnt，I　converted(我來了，我看了，我學了，我轉變了)。相比而言，后來的那個馬來西亞女孩的發言就很好。她有批判，有自己的一套價值體系，這些東西一定是她在國內的教育打下的基礎，不是來到英國之后就能學到的。”

　　第一世界與第九世界

　　英語學習常常是中國人十幾年的痛。熱情很大，投入很多，教材教輔用具已經更新換代了好幾批：從發音系統的剖面圖到《英語900句》、許國璋英語，再到李陽瘋狂英語、洋話連篇、復讀機、電子詞典……各種培訓機構、個人“獨創”的英語教學法層出不窮。

　　效果又如何呢？“現在有人評價我們學生的英語水平：‘聽能聽懂一些，說是滿嘴胡說。’”張連仲說。他認為“語言學習變成了單純的記憶和做題，而很多題都是脫離語境指向某一個語言點”是癥結所在。在英國開會期間，張連仲收到來自國內某中學的一條短信：“我們全校老師對這個問題的意見不太統一，‘Our　parents　are　your　teachers.’應該在何處劃線提問？”

　　“現在，新的英語教學的定位是‘教育回歸人’。傳統的英語教學單純從語法出發，給的信息特別少，學生思維層面的訓練不夠。現在我們把攝取信息放在第一位，語言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第二位的。”

　　在這種教學思想的引導下，盡管啞巴英語歷來最受詬病，聽、說、讀、寫四項能力里得到突出強調的依然是閱讀。“閱讀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學生的理解能力在那兒，他的寫作和口頭表達都會受這個正牽力的影響。”

　　但是，教學一線的老師們往往對體現這種教學思想的新教材持抵觸情緒：量太大，教不完。“有一次我去山東一個學校聽課，真是很感動，但同時又覺得很恐怖：老師把一篇泛讀文章里面所有的生詞都查出來并且給學生講。他不愿意相信：這只是一篇泛讀的文章，不必那樣咬文嚼字。他老是擔心：萬一你考試考了這個詞，我學生的一分就丟了。”

　　另一方面，英語教學水平在國內呈現出地區間的極度不平衡。“廣東、浙江、江蘇、上海等地總體水平很高”，而西部的某些地區還在不遺余力地落實基礎教育。“我老開玩笑，外語教學不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區別，是第一世界和第九世界的區別，你到西部地區的一些農村里看看，應加強的不是外語教育的問題而是普通話教育的問題。”

　　成功的例子也不是沒有。在廣東中山翠亨村的中學，張連仲聽過這樣一堂英語課：在伊拉克戰爭剛剛打響的時候，老師讓學生利用報紙、廣播上的材料進行討論，分角色表演，有布什、有薩達姆、群眾和記者。有個學生說：“Mr.Bush　will　win　militarily，will　lose　politically.”(布什先生會成為戰爭的勝利者，政治的失敗者)在東北的阿城縣，一個公路都沒通的地方，“給我一杯水我都得老按著，全是蒼蠅。十幾個孩子流著鼻涕。”老師的英語說得緩慢、羞澀，而且讓人難解其意，但孩子們的發音卻相當純正。教學方法很簡單，不是“follow　me”(跟我學)，而是Follow　the　tape(跟錄音帶學)。

　　在論壇上，一個印度學者的發言贏得了熱烈而持久的掌聲。他介紹了印度用電腦技術在偏遠山村普及英語教育的經驗：幾臺純英文界面的終端放在村子里，在沒有老師的情況下，讓孩子們自己熟悉操作系統、聊天、看錄像、打游戲。“三個月后我來測試，孩子們不僅學會了用電腦，也掌握了純正的美語發音。這種方法并不貴，再窮的地方都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