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萇萇／文
這是一本需要你“細嚼慢咽”的雜志，每兩周出刊，不是在倫敦的每個報刊銷售處都能買到，通常和《紐約客》、《泰晤士文學增刊》擺放在一起，銷量始終保持在5萬份左右，不算暢銷，卻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份雜志。
《倫敦書評周刊》(London Reviews of Books)的辦公地點在倫敦的文學圣地布魯姆斯伯里附近，這份薄薄的雜志誕生于1979年的10月，正是英國經濟的蕭條期，《泰晤士文學增刊》正因為罷工而停刊。在起初的半年里，《倫敦書評周刊》一直作為《紐約書評周刊》內的插頁隨之發行，內容主要是傳統的英語隨筆和評論，讓比較守舊的英國人歡喜的是，它的感覺很像19世紀末出版的那些文學雜志。創刊號里收錄了著名評論家威廉·愛普生對《仲夏夜之夢》的評論以及當代英國詩人特德·休斯、塞繆·黑尼的詩歌。
第二年5月，《倫敦書評周刊》跳出了《紐約書評周刊》的襁褓，作為一份雙周出版的文學雜志自立門戶。它給作者們提供了一個相對自由的空間展開他們的想法，隨著作者們自身的努力，雜志在讀者心目中成了一份有深度和廣度的雜志：經常給雜志供稿的作者都是英語文學評論界的高人，如牛津畢業的名劇作家阿蘭·本內特，為亨利·詹姆斯寫傳的科姆·托賓，還有入選英國百名公共知識分子的亞當·菲利普斯、詹姆斯·伍德，在80年代影響很大的新左派作家佩里·安德森和特里·伊格爾頓等。
在獨立后，雜志發行的第一期里，不僅有深刻的評論，也有像Emma Rothschild 寫中國餐館的文章，都十分精彩。一份雜志在出刊之初，就能約到許多有分量的好稿子，是它迅速受到注目的關鍵。做《倫敦書評周刊》的是很敏感的一群人，從1979年就在雜志工作的主編瑪麗·凱·威爾默回憶說，雜志在創刊后沒多久發行量就漲到15000份，但是當大家瀏覽訂戶的名單的時候，卻發現和他們期望的不同——沒有幾個人的名字是他們所熟知的。“于是你就想，這樣也好，至少雜志已經獲得了一批人的認可，第一批用戶一定是我們最自覺的讀者。”
今天的書評周刊已經形成了它特定的風格：柔和的水彩畫做封面，撰稿人的名號都響當當，文章都限制在3000字左右，首先過慮掉了人們憑文章長短猜測孰優孰劣的成見；不使用照片，這個在創刊之初不知道是為省錢還是省版面建立的風格，現在作為一項傳統保留下來；與之相比，它的另一個特點是經常延期出版，讀者打電話到編輯部問起原因，得到的回答竟然是因為作者不能及時交稿，對付這樣的雜志，出版商大概經常被搞得焦頭爛額。
而且《倫敦書評周刊》從來都不懼怕引發爭論。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在2001年10月號里，雜志刊登了長期撰稿人Tariq Ali和Paul Foot對9·１1事件的回應，這些文章好像不是給予受害者以安慰，反倒像是在落井下石，雜志被譴責的聲音給淹沒了，并且因此損失了不少訂戶和廣告客戶。以前每次雜志談到例如巴以問題的時候，都會引來讀者的爭鳴，但這是讀者最生氣、后果最嚴重的一次，之后很長時間雜志才恢復了元氣。
性質與之類似的《紐約客》和《泰晤士文學增刊》，一個是慘淡經營(雖然它的聲譽很好)，一個依托于老牌大報《泰晤士報》得以生存，而《倫敦書評周刊》不僅不賠錢，還在2003年5月開了一家“倫敦書評書店”(London Review Bookshop)，它不僅是獨立經營，還標榜是專為“知識分子”而開的書店。書評上介紹過的書自然能在這里找到，另外還有40架哲學書、48架理論批評書和數量可觀的詩集，大部分書每種只有一兩本……而市面上暢銷書卻不一定有，在一個由Waterstone和亞馬遜這樣的圖書托拉斯占支配地位的商業體系中，開如此嚴肅的書店似乎有點愚勇，但是一年過去了，書店的經營狀況和它獲得的聲望已經證明這是個明策，甚至從書店開業以后，雜志上投放的廣告也多了起來，出版商們對這份書評的影響力有了重新認識，書店已經接近盈利，而它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則是讓經營者特別感到欣慰的地方。
這一年，書評里的文章很多都與國際政治有關，特別是伊拉克問題。但《倫敦書評周刊》有它獨特的視角，在2004年10月歡度25歲生日時，推出的兩期紀念特輯中，其中有一篇是來自一個伊拉克私人保鏢的主動投稿《總部每周都開一次燒烤晚會》，而第二期的書評主題為“歐洲：有什么問題？”收錄的是沒來得及趕上第一期特輯出刊的文章：阿蘭·本內特的一篇回憶文章，紀實文學作家安德魯·奧哈岡關于詩歌的評論以及詹姆斯·伍德重新評價簡·奧斯丁。聽起來，比讀一本書更能讓你變得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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