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紅火國內滑坡 中國針灸之痛

　　本報特約撰稿　安然　　

　　“一根銀針治百病，一顆紅心暖千家”，電影《春苗》里的這句歌詞讓人回想起赤腳醫生年代針灸的紅火，然而在第三屆國際傳統醫藥大會上，學者們只能用“萎縮”、“滑坡”、“嚴峻”等來形容國內針灸發展的現狀。照這樣下去，“許多年后，針灸的大旗也許會落到別人的手里，那時候中國僅僅是針灸的故鄉”。

　　學針灸的洋醫生

　　在中國中醫研究院的一家針灸用品商店里，來自德國的科伯爾仔細地打量著一屋子滿滿當當的各色物件，包括針灸針、穴位模型、掛圖、小針刀等。這家不起眼的商店從門口的招牌到柜臺里的商品說明，一律都用中英文雙語標示，昏暗、狹小、凌亂的空間里也透著幾分“國際化”的氛圍。據店主介紹，在他的主顧中，老外大概要占三分之一。

　　科伯爾在今年之內已經是第三次到北京來學針灸了，前兩次分別是在2月份和6月份，這次主要是來參加操作實習的。她是德國科隆一家醫療機構的全科醫生，只能忙里偷閑地到北京來學習。她說自己現在還不能在工作中用針灸治病，希望再經過兩年這樣的學習，能獲得針灸醫生的資格，將來自己開一個針灸診所。實際上，一方面科伯爾的確對針灸非常感興趣，另一方面針灸在德國也很賺錢——一次針灸治療的費用大約要25到80歐元(相當于人民幣250到800元)。近五年來，針灸在德國越來越受歡迎，德國醫師代表大會已經在去年5月確立了針灸治療的合法性，并制定了對針灸進修的具體要求。

　　科伯爾就學的北京國際針灸培訓中心是世界衛生組織(WHO)為了促進傳統醫學在國際間的交流，于1975年與中國衛生部合作建立的。據中心副主任王巖介紹，中心建立之初主要是WHO出資派人前來學習，那時學員主要來自第三世界國家。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受歐美國家醫療機構派遣，以及個人自費來學習針灸的人逐年增多。現在，這個中心每年要培養500多名外國學員，其中來自德國、美國、日本等國家的最多。王巖說，有的學員是國外醫學院在讀的學生；有的開業醫生為了來學針灸寧愿自己的診所關門歇業；像科伯爾這樣“飛行學習”的學員也不在少數，有的甚至一年要來七八次。王巖說，除了北京以外，在上海、南京等城市還有好幾家類似的國際針灸培訓機構。

　　據科伯爾介紹，德國也出現了很多針灸培訓班，實際上有的德國醫生經過在中國的短期學習后就回去“辦班”了。根據王巖的粗略計算，她所在中心的教師和翻譯人員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出了國，他們中很多人都在國外辦學、授課，王巖把這些人稱作“海外兵團”，這個說法令人想起了國球乒乓球所面臨的局面。

　　德國針灸醫師協會的資料顯示，目前有超過4萬名德國醫師擁有被醫療保險公司承認的針灸證書，保險公司用于針灸治療的支出每年約為1.5億到3億歐元。

　　尼克松訪華花絮

　　實際上，美國的保險公司從1998年1月起就把針灸治療納入醫療保險可支付的范圍，而針灸在美國引起注意則是從一個偶然的插曲開始的：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隨行記者Jame　Reston患闌尾炎在北京協和醫院做闌尾切除手術，術后疼痛難忍，當時中國醫生就用針灸療法給他止痛，效果非常好。當年7月2日的《紐約時報》報道了尼克松訪華期間的這個“花絮”，這一報道在全美引起了轟動效應，并促使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開始注意中國的針灸療法。

　　其后，針灸在美國經過多年的發展，直至1997年11月，NIH才舉行了關于針灸的聽證會，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醫科大學教授(現任北京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韓濟生等三名中國學者應邀參加了這次會議并作報告，會后發表的聲明對針灸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給予了肯定，從而使針灸引起美國社會更為廣泛的重視。

　　現在，美國已有大約兩萬名持有針灸執照的醫師；全美約有70所中醫針灸學校；有30個州專門為針灸立法，并設立了針灸師頭銜。

　　據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終身名譽主席王雪苔先生介紹，按照中國針灸界過去的估計，由于針灸具有“簡便驗廉”的特點，所以應該更容易被不發達國家所接受；而從現在的情況來看，針灸反而在歐美發達國家得到快速發展。目前，世界上開展針灸醫療的國家和地區已達142個，全世界大概有20萬到30萬針灸醫師，針灸熱在國外持續升溫。王雪苔認為，國際化的態勢標志著有幾千年歷史的中國針灸醫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同時，王雪苔也指出了國外針灸存在的一些問題。在有些國家針灸師還不能算醫生，比醫師的地位低下；在法國，沒有西醫資格的人不允許做針灸；在技術上，由于討厭灸法的氣味，以及擔心灼傷引起訴訟，國外的針灸大多數是“只針不灸”，不辨證施治，針法也被簡單化，王認為，針灸特色的喪失令人擔心。另一方面，一些沒有經過正規學習的中國人，在國內參加短期的學習班就去國外闖蕩，以中醫作為招搖的手段給人針灸治病，他們往往手法不規范，甚至造成事故，這些都損害了針灸在國外的聲譽。

　　整合醫學中的針灸

　　在西方，所有不屬于主流西醫的診治方法被統稱為complementary　andalternative　medicine(CAM)，針灸即被歸入CAM之列。從事針灸原理研究近40年的韓濟生院士認為，如果把CAM直譯為“補充與替代醫學”則未免失于貶損，所以他情愿將其稱為“非主流醫學”。對于國際上針灸熱形成的背景，韓濟生歸結為西醫自身所面臨的困境：醫療費用不斷增長，化學藥物的危害，醫療服務缺乏人性化等等。而非主流醫學往往方法簡便、毒副作用小、不污染環境，又富有同情心，所以越來越受歡迎。現在，英美等國都在積極開展對非主流醫學的深入研究，爭取在肯定效果的基礎上，協調其與主流醫學的關系，形成“整合醫學”的發展策略。

　　據韓濟生介紹，非主流醫學包括幾十種治療方法，其中最深入人心、最有代表性的當屬針灸，這一方面因為它有神奇的療效，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則是經過幾十年的研究，針灸的作用機制在非主流醫學中是搞得最透徹的一種，所以更容易被納入現代科學的框架加以理解并接受。韓濟生因其對針刺鎮痛和針刺戒毒兩方面機制的研究，而在針灸原理的神經科學領域處于國際領先的地位。他相信，雖然現代科學還沒有完全闡明針灸治病的普遍性原理，還不能在整體上揭開經絡之謎，但中國人現有的這些研究成果被看作是解決問題的突破口。

　　在10月新出版的、國際上最為經典的戒毒醫學的教科書《物質濫用(第四版)》中，針刺戒毒已經作為單獨的章節被載入，這部分內容就是由韓濟生撰寫的，他認為這對針灸醫學和他個人的工作都具有標志性的意義。近年來，韓濟生經常應邀在西方醫學界召開的學術會議上作有關針灸的專題報告，他的親身感受是，中醫藥、針灸等傳統醫學正與西方主流醫學相融合，最終形成整合醫學的潮流。

　　國內滑坡令人擔心

　　“一根銀針治百病，一顆紅心暖千家”，電影《春苗》里的這句歌詞讓人回想起赤腳醫生年代針灸的紅火。然而，在11月15日閉幕的第三屆國際傳統醫藥大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教授石學敏卻用“萎縮”、“滑坡”、“嚴峻”這樣的詞來形容國內針灸發展的現狀。石學敏在報告中提到，在國內很多醫院，針灸科被認為可有可無，大部分醫院沒有針灸病房，使得年輕醫生得不到系統的學習和指導，從而對針灸專業的前途產生懷疑。在報告中，他對針灸學科人才流失、教學體系落后、科研思路模糊等問題表示憂慮。

　　在談到國內針灸界所面臨的諸多困惑時，王雪苔把問題的癥結主要歸咎于體制、政策等外部環境因素。他說，現實的情況是“綜合醫院不重視中醫，中醫院不重視針灸”。他以經濟效益為例介紹說，根據北京市現行的規定，針灸一次的收費標準是4塊錢，這就造成有的大夫不愿意鉆研針法，而是“功夫在針外”，通過電針、拔火罐、耳針等不必要的“花樣”來增加收入。與此相對照，在美國，一次針灸的收費一般在五六十美元，一個針灸師一年中等水平的收入能達到8萬-10萬美元。他認為，應當根據針灸的特點和現狀，制定特殊的扶持政策來保護它的發展。王雪苔用“手工繡花比機繡值錢”作比喻來說明針灸作為一種特殊技能的價值。他認為經濟收入低是造成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再加上有的針灸專業的學生畢業后找不到工作，這樣一來，中青年針灸醫生出國賺錢或者改行就成為比較普遍的現象。

　　王雪苔對針灸在國內受到的歧視表示不滿，他認為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光靠針灸界一些人士的民族感情和對專業的忠誠，難以從根本上解決針灸在國內滑坡的問題。近年來他抓住各種機會為此呼吁，但各方面的反應不積極。這位79歲的針灸界前輩對現狀表示“很擔心”、“很生氣”。

　　融合的尷尬

　　發展戰略、科研思路是石學敏在此次傳統醫藥大會上著重提到的問題。

　　山東省中醫藥研究院研究員陳少宗把針灸學理論體系歸納為兩種模式：一種是以經絡臟腑學說為理論核心的傳統模式；另一種是以神經網絡學說為理論核心的現代模式。他認為，兩種模式很難分辨孰輕孰重。兩個群體之間應該彼此認同，相互尊重，相互關切，保持一種開放的心態，彼此善待對方。

　　石學敏在報告中指出，對中醫針灸的研究要運用現代科技手段，把傳統針灸經典作為最高典范不利于針灸醫學的發展。在臨床研究上，要采用國際上先進的科研設計規范，這樣，研究結果才能在國際上獲得承認，這對于針灸學科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他反對片面強調“中醫純化”的做法。

　　王雪苔在贊同針灸現代化的同時，還是更強調針灸的特色，他說，隨機、雙盲、對照這些方法有些不能完全套用，不要為了研究方法而忽視了特色，那樣就本末倒置了。他擔心舍本逐末，把古代針灸的精華失掉。他曾經在國外演講時說，一些研究看起來有些不大符合科學研究規范，沒有對照組，都是回顧性的、總結性的，但還是值得重視的，因為確實是“一針一針扎出來的”經驗的總結。

　　實際上，隨著針灸迅速走向世界，國外明顯加大了研究針灸的力度。美國NIH在所屬的非主流醫學研究機構中選擇了13家，建立起主要研究針灸的重點項目，每年各向他們投入100萬美元的經費。作為這一計劃的評委，韓濟生介紹說，在科研資金的投入上，他們已經超過了我們，但三年過去了，這些項目至今還沒有產生系統的研究成果，他們和中國人的研究水平還有差距。韓認為，“這也許和文化背景的差異等原因有關，科學研究不是用錢就能一下子堆起來的，但從前景上看，他們所構成的挑戰值得注意。”這些項目還吸引了20多個來自中國的學者參與研究，韓濟生也把他們比作乒乓球的海外兵團。

　　讓韓濟生感到困惑的是，盡管他的研究處于國際領先的地位，但這些研究缺乏來自針灸臨床實踐的呼應，和傳統醫學的融合很不夠。他舉例子說，他在國內作完學術報告后，很少有中醫、針灸醫生和他討論；而在國外，聽了他用神經科學原理對針灸的解釋以后，往往有許多針灸醫生很感興趣，圍著他探討、提問。韓濟生認為，要想改變科學研究和中醫臨床脫節的狀況，國內應該注意調整年輕一代中醫、針灸醫生的知識結構；培養他們開放的心態；并且排除那些微妙的社會、心理因素，否則，“許多年后，針灸的大旗也許會落到別人的手里，那時候中國僅僅是針灸的故鄉”。這位76歲的院士對前景感到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