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訂貨會模式遭遇尷尬

　　年關將到，可是新一年的煤炭訂貨會卻已經是一推再推，何時召開還沒有個準信。

　　　而來自山西的一家煤炭企業負責人對記者說，啥時候煤炭訂貨會這個計劃尾巴割掉了，煤就真的市場化了。

　　　可是，就在此前已經有消息傳出，2005年煤炭訂貨會前將出臺《關于建立煤電價 格聯動機制的意見》。據悉，該《意見》將發電廠輸往電網的上網電價與煤炭成本價格掛鉤，用以應對電力需求增長及煤炭價格不斷上漲。這份文件明確給出了上網電價與煤炭價格聯動、銷售電價與上網電價聯動的條件、幅度、范圍以及計算方法，同時要求發電企業也要承受約三分之一的煤炭漲價成本。《意見》出臺后，發改委價格部門將不定期召開煤炭市場價格聽證會，對煤炭價格進行評估；在確認煤價上漲后，將適當調高相關電廠的指導電價。

　　　對此，有業內人士稱，從2002年起煤炭市場已經全面放開，可如今，為了“計劃電”的利益，反而要把已經市場化了的煤的定價權重新回歸到政府的手中，這不是一種倒退嗎？

　　　從1965年《煤炭送貨辦法》實施以來，作為計劃經濟產物的煤炭訂貨會一直沿襲至今，稱得上是我國最大的物資分配訂貨會議，也是目前惟一保留下來的計劃經濟色彩的訂貨模式。

　　　1993年以前，煤炭行業并不獨立，只是作為計劃經濟產業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存在。國家每建一個電廠，都會在煤炭產區批出相應的供應指標，同時安排好運輸。這時的煤礦并不能稱為“企業”，而只能算一個生產部門。

　　　由于煤炭企業普遍存在效率低下、虧損嚴重的問題，國家于1993年放開了煤價，讓煤價走向市場，讓煤炭企業成為獨立的經濟實體。然而這卻意味著煤炭企業所獲得的財政性補貼日漸減少，相反，各地政府對所屬煤炭企業的利稅標準卻越來越高。

　　　而就在煤炭行業向市場艱難轉型的同時，作為用煤大戶的電煤市場卻一直處于“計劃煤”與“市場煤”的雙重價格體系之下。煤炭作為基礎性資源，國家在放開的同時，卻為電留下了一條計劃的尾巴，也就是在每年煤炭訂貨會上交易的所謂國家計劃內的重點煤炭合同，電煤價格由國家計委確定指導價，之后由企業協商，政府出面協調。盡管在2001年以后，取消了政府指導價，改成由政府協調下的企業協商，但是由于中國電力正處在改革的敏感時期，為保證電力改革的平穩過渡，政府實際上仍對煤價實行指導。

　　　據統計，自1993年放開煤炭價格以來的11年里，絕大部分時間段是市場煤價高于重點煤炭合同價，這期間電力部門與煤炭企業以國家重點電煤合同形式簽訂的煤炭供應量為20億噸，由于這20億噸煤是煤炭企業以低于市場煤炭的價格銷售，僅此一項，11年來煤炭企業實際少收入約328億元。就在此期間，煤炭行業陷入全面虧損。

　　　但在這個時間段內，煤炭市場基本上處于供大于求的局面，因此，煤并不具備向電叫板的能力，所以長期以來，煤炭訂貨會始終是波瀾不驚，直到2003年，市場供需關系的變化讓情況開始有了變化。

　　　在2003年的長沙煤炭訂貨會上，電力部門自始至終堅持“三個不能改變”——“按2002年煤炭訂貨合同價格不能改變、合同條款不能改變、訂貨基數不能改變”。而由于供應緊缺獲得發言權的煤炭企業并不買賬。雖然國家發改委從中協調，提出以上一年的合同價格為基準，每噸煤炭上漲5元，但其建議并沒有被采納。訂貨會上只按原定價簽訂了40%的國家計劃安排購煤合同，雙方不歡而散。

　　　2004年的福州煤炭訂貨會，發改委有備而來，首次出臺了煤電價格聯動的政策，允許發電用煤價格每噸上漲不超過12元，同時允許發電廠上網電價每千瓦時上漲7厘，銷售電價每千瓦時上漲8厘。基于此，此次訂貨會還算順利，共完成重點合同訂貨4.8億噸，煤電雙方簽下90%的合同。

　　　可是業內人士卻稱，訂貨會上簽訂的合同，有實質內容的越來越少，履約率越來越低，相當部分企業只簽訂了供貨量，卻不談價格。于當煤炭供應緊張時，煤炭價格上漲，煤炭企業就不愿意再按原來簽訂的合同執行；同理，當煤炭供過于求，煤炭價格下跌，電力企業也不愿意履行既定合同。所以，訂貨會簽訂合同更多的是為了獲得鐵路運力資源。

　　　而來自電力企業的說法是，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電煤合同訂貨量也僅占電力企業全年用煤量的不到三分之一。只簽數量而沒有簽訂具體價格的這種訂貨方式基本上已經處于有名無實的狀態。

　　　煤炭行業更為普遍的看法是：即使是福州會議上的“煤電價格聯動”，也沒有解決“市場煤”與“計劃電”的矛盾，而且引發了“計劃電價”與“市場電價”的矛盾。與其這樣名不符實聯動，不如將其交給市場，由市場的力量自行調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