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論
衛生部副部長朱慶生日前披露，我國已有30個省(區、市)的310個縣(市)啟動了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到2010年底這一制度將基本覆蓋全國農村居民。
新型合作醫療的創立，尤其是在6年之后就要基本覆蓋全國農村居民，這對8億農民
無疑是一大福音。據了解，這項制度的基本做法是：中央和地方財政給每個農民各拿10元，加上農民自己拿10元，形成一筆基金，大病住院的農民經過一定的手續，就可按一定比例從中“報銷”醫藥費(有些報道中的說法顯然有誤)。
在東南沿海，尤其是珠三角、長三角地區，新型合作醫療已經有不少成功的范例，但成功的前提卻是地方財政和農民投入的金額都遠遠超過上述設計數。中等和落后地區會怎樣，歡欣之余，不免又有一些擔心，總感到政策設計上還有一些問題。
我們不妨算一筆賬，假設一個縣有20萬農民(近似于目前試點縣的平均參保農民數)，一年便可以籌得600萬元基金。如果用于“大病住院”，平均每人1萬元，只有600人可以受惠，占3‰；如果平均每人5000元，受惠的增加到1200人，占6‰。這樣狹窄的“受惠面”使我們產生幾點疑惑：
其一，農村中因病返貧、因病致貧的主要原因是家中主勞有病，但可能只是胃潰瘍、心臟病、高血壓等“小病”，需要經常服藥治療，一年下來開銷也不小。如果把醫療基金集中用于這些人，治愈他們的病，他們就可以重新挑起生活重擔；如果把醫療基金用于“大病住院”，其對象可能多為老人，投資再多，也只能在短期內維持他們的生命，卻并不能解決致貧、返貧的問題。在資金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將制度目標設計為“大病住院”，是否合適有待商榷，雖然這樣做宣傳的效果會更好。
其二，即使大病住院，也只能按規定報銷一部分，從公布的數據看，目前的數據是不到30%，另外70%農民又到哪里去籌措？會不會因為借不到“應該”自付的部分而最后放棄看病，會不會只有“看得起病”的人才能得到“報銷”的實惠，這都是政策設計中的“盲區”。
其三，我們注意到，農村干部在村里的比例可能接近或超過6‰。1個縣200個村，每個村5個干部，那就是1000個干部。還有身份未變的縣鄉聘用干部，就算200人，就已經占20萬人的縣總人口的千分之六。對以前的合作醫療制度，實際上農民也有“干部吃藥，農民吃草”的說法。現在這1200個農村干部，每人都有自己的“圈子”，未免令“杞人憂天傾”也！
其四，有些地方熱衷于把所有的資金，包括農民自己出的10元，都拿到縣級及以上“統管”起來。試想，一個普通農民看病后卻要到縣級及以上的機構去“報銷”，這樣的制度設計多么讓人望而生畏！最終，也不知此項政策設計是為農民解決了問題，還是好了“上面”的人。
《北京青年報》近日載文指出：“農民參與資金管理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成敗關鍵”。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有一個政策設計，將這個想法具體化了。這就是組織農民的醫療互助合作社，通過民主選舉，讓農民自己來掌握和決定這筆醫療費用，讓他們自己來聘用社區醫生。但是這樣的設計要進入實際工作卻遇到種種的阻力。
我們注意到，廣東省副省長雷于藍近日到惠州市調研，檢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實施情況。雷于藍一行進村入戶，深入博羅縣和惠陽區部分農戶家庭與農民座談，聽取對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意見和建議。我們希望農民們能夠大膽說出自己的意見，以便使這項政策真正給自己帶來實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