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州商行：成長史是新中國民間金融業的縮影

　　——浙江大學經濟學教授史晉川訪談

　　□本報記者 余 力

　　“臺州商行不是孤立現象”

　　記者：據我所知，您研究浙江民間金融已有十余年時間，臺州市商業銀行(以下簡稱臺州商行)是您長期關注的對象，您對它的前世今生都有著透徹的了解。整體而言，您如何評價它？

　　史晉川：這是一顆難得的好種子，是民營銀行的良好范例。

　　從1988年的銀座城市信用社到現在的城市商業銀行，它的成長史就是新中國民間金融業興起、成長歷史的縮影。尤為難得的是，這顆種子，在按照自身內生的需求生長的過程中基本沒有被扭曲，初步建立起了與國際慣例接軌的現代銀行制度，這是極不容易的事情，我為它的存在感到欣慰和興奮。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我一直對它寄予厚望。

　　記者：這是絕無僅有的一顆種子嗎？它的存在是孤立現象嗎？

　　史晉川：事實上，從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浙江從民間涌現了一批這樣的種子，這么多年過去了，它們有的自己壞掉了，有的被扼殺了，更多的仍待成型，臺州商行是其中生長得最健康的一個。我還記得1995年首次考察路橋城市信用社(臺州商行前身)時的興奮心情，從第一次接觸到現在，它很少讓我失望。

　　從金融生態的角度看，臺州商行不是、也不可能是孤立現象，它的出現是有內在必然性的，這個必然性是由浙江的經濟模式提供的。

　　浙江的民營經濟在產業部門相當發達，區域內的經濟活力主要源自數目龐大的中小民營企業。這些企業卻難以從國有金融機構得到融資，這主要出于兩個層面的原因：其一，國有金融機構對中小民營企業存在所有制歧視，放大了對風險的擔憂；其二，國有金融機構是大企業，大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信息不對稱的難題難以解決。

　　在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的初期，民營企業的創業資本、流動資金等融資需求主要通過地下金融和灰色金融滿足，這樣的模式本身蘊涵著巨大的金融風險。

　　主要由民營企業和企業家個人出資的城市信用社和城市商業銀行應龐大的融資需求而生。從所有制性質而言，民營金融機構不大可能給國企貸款，只能通過服務于民營企業維持自身生存；從規模而言，中小型金融機構對中小型企業有著天生的親和力，有著近似美國社區銀行的草根性，能夠低成本地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所以，即使不是臺州商行，也會有其他民營銀行在經濟體這樣內生的需求中脫穎而出。

　　“臺州市政府的開明是重要前提”

　　記者：但是，到1990年代中期，大批的城市信用社相繼出現問題，它們的資產質量甚至遠遠低于國有商業銀行，迫使國家從1995年開始全面整頓城市信用社。看起來，在金融領域，似乎并不是民營化程度越高，效率越高。

　　史晉川：你所說的觀點確實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主流觀點。今年6月在北京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上，有學者提出，在工商業領域，民營化程度與效率成正比，在金融領域，則是反比關系。我反對這樣的判斷。

　　確實，1995年開始，到1997年國務院定為“防范金融風險年”，5300多家城市信用社中撤銷、并掉了2000多家，主要原因是城市信用社壞賬率太高，抗風險能力太弱。

　　但是，這里需要對城市信用社的所有制性質進行分類。應該看到，大量的城市信用社并不是民營資本出資成立的，它們由過去人行和國有商業銀行的勞動服務公司改制而來，主要為解決子女就業和職工福利問題，按所有制劃分，這些信用社應該屬于集體性質。這樣的企業，成立的初衷就背離金融機構的原則，而且不是由專業人員經營，怎么可能辦得好？研究顯示，主要由民營資本發起成立的信用社，整體效率還是高于集體性質的金融機構。

　　記者：我仍有疑問。各地在清理、合并城市信用社之后成立的城市商業銀行，資本規模增加了，民營化程度大大提高，而且制度更為完善，但整體經營績效并不是太理想，又出現了許多新問題，這如何解釋？

　　史晉川：其中的原因與國有銀行的體制困境是一脈相承的。

　　各地成立城市商業銀行時，基本的思路是剝離城市信用社的呆壞賬，由地方財政出資(人行規定股權比例在30%以下)，通過規模做大、注入地方政府信用來提高抗風險能力。出于自身利益考慮，絕大部分城市商業銀行中，地方政府所占股權都接近和達到30%的上限，政府居于相對控股的地位。

　　這樣的股權結構，使銀行難以避開政府行政干預，經營的獨立性難以保證，效率自然難以保證。事實上，臺州商行的總資產收益率在國內銀行中首屈一指，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臺州市政府的開明——在2002年臺州商行成立時，政府股權只占5%，這在全國是第一例，目前全國也只有幾例而已。

　　記者：政府需要盡可能地退出微觀經濟領域，這樣的觀點已為世人接受。但如何解決“不懷好意的資本”這個問題？一些民營企業或企業家投資或控股銀行的動機并不單純是追求資本回報，而是將銀行視為企業或家族的提款機，近年來不乏這樣的事例。

　　史晉川：你所說的問題確實存在。這一兩年來，一些民營企業家向我咨詢籌建民營銀行的事情，我能感到他們并不是想做銀行，而是想以銀行作為自身產業的準備。這其實就是關聯貸款的問題。某種程度上說，國有銀行的問題就是關聯貸款的問題——國有銀行貸給國有企業，風險無法約束，呆壞賬不斷累積，最后由全體納稅人埋單。

　　這樣的問題其實完全可以通過嚴格的內控制度和外部的監管解決。據我了解，臺州商行在這一點上就做得很好，他們對關聯企業的貸款基本上數量很少。

　　“他完全可以成為中國一流的銀行家”

　　記者：我在臺州的采訪中了解到，當地許多民間發起的信用社紛紛陷入困境，而這之中并不存在政府的干預。如何理解臺州商行的成功？

　　史晉川：這并不難理解。并不是所有的民營企業都能在市場中生存下來，這關乎企業家自身的素質，臺州商行能夠走到今天，很關鍵的因素是行長陳小軍具備了銀行家的素質。我個人認為，如果外部環境許可，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他完全可以成為中國一流的銀行家。

　　在近10年的接觸中，陳的學習能力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997年暑假，我赴美參加中國留美經濟學會年會，陳知道消息后，以最快速度辦好簽證，整個會議期間，他一直和我一起住在學生宿舍，全程參加會議，主動與眾多中外學者交流，努力了解中國金融改革和發展的大趨勢。這一年圣誕節前，我妻子從中行倫敦分行回來，帶回許多英國商業銀行的資料，陳聽說后，馬上派人到杭州去取資料，花了3個月時間翻譯過來，然后和信用社(當時仍是路橋城市信用社)的制度逐條比較。

　　1999年10月，路橋信用社準備組建商業銀行，2003年8月，商行面臨下一步怎么發展的問題，在這兩個重要關頭，陳組織了兩次全國性研討會，邀請國內一流學者和相關領導與會，以求更深地理解國家趨勢。

　　陳的行為，是基于這樣一個基本理念——把銀行業當作畢生事業來追求。他曾經說，“如果我真的要去賺錢，有很多別的機會賺更多的錢。”我相信這一點，這也是銀行家和財主的區別。

　　記者：以您的判斷，臺州商行在商業銀行發展中處于哪一階段？它所循的路徑有可復制性嗎？

　　史晉川：國外的商業銀行，許多經歷社區銀行-地方性銀行-區域性銀行-全國性銀行-國際性銀行這些階段。臺州商行目前處于地方性銀行的階段，能否跨越，取決于外部環境和內生動力。

　　盡管商行在內部制度上，已超越了許多國內的同行，接近國際慣例，但它仍不可避免地帶有地緣、血緣、親緣的特殊性烙印，與打破限制的普遍性管理模式仍有相當距離，但我始終相信，這樣的機構始終有內生的演變動力，普遍性的原則需要在擴張中確立，可能性始終存在。

　　臺州商行的演變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典型范例，實際就是根植于中國民間的錢莊傳統與現代商業銀行慣例融合的過程。在目前的轉型時期，這樣的路徑當然具有可復制性，有極大的現實價值。不過，我判斷，至少在浙江，民營資本進入現有商業銀行并進行改造，這樣的模式在今后將成為主流，在溫州、嘉興、寧波、湖州，這樣的過程正在發生。

　　記者：中國具備銀行家成長的土壤嗎？

　　史晉川：在臺州，泰隆城市信用社是商行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它的負責人王鈞與商行行長陳小軍有著許多相似的特質。正是由于這樣的對手存在，他們二人才有現今的成熟。而其他當地的民營金融機構，由于經營者的理念不當或能力不足，機構或被合并，或已撤銷，經營者也在市場中銷聲匿跡。銀行家不是天生的，是在競爭中產生的。

　　中國金融行業一直沒有放開市場準入，競爭一直不足，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銀行家成長的土壤相對貧瘠。

　　但現實正在改變——中國政府承諾，2006年銀行業將向外資銀行開放。對外開放必然意味著對內開放，總有一天金融領域將對民營資本開放。目前，與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同樣迫切的，是需要夯實民營銀行的基礎。中國銀行業的整體改革和開放，正在為銀行家的成長提供條件，我毫不懷疑，未來中國首屈一指的銀行家將在這個過程中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