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延忱

　　小學讀了五年，跳級一年，中學讀了半年遭遇了文化大革命，繼而上山下鄉。下鄉結束后進了吉林化學工業公司，不久，被吉化公司直接選拔到黨校當老師，講解馬列經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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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在吉林大學進修了一年半，進修期間，師從經濟學家張唯達，奠定了經濟學的基礎。

　　進修結束后的第3年考取了黨校系統的研究生。研究生僅讀了一年，由于所學內容不能滿足需要，毅然終止了學業。第4年考取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因工作調動而耽誤了入學。

　　1988年，趙延忱調到海南省委黨校。1989年“下海”，頭兩年做貿易，接著創建了包括一個中外合作企業在內的3個經濟實體。

　　2000年初，趙延忱一頭扎進黃山附近的“鴛鴦谷”，開始著書立說。

　　2004年初出版《民富論——創業投資模擬與運轉的魂與根》。

　　本報記者 張愛 發自北京

　　初入商海兩年賺300萬

　　1989年，趙延忱從海南省委黨校“下海”。

　　初入商海的趙延忱可謂一帆風順。憑借自己獨有的資源和良好的信譽趙延忱做起了石油化工貿易。短短兩年半時間，賺了300多萬元。用他自己的話說，“當時瞅著錢都害怕。”下海前，趙延忱的工資每月只有149元。

　　1992年，趙延忱決定自己辦工廠，因為賺錢并不是他創業的目的。學習、研究經濟學十幾年，趙延忱有著深深的產業和市場情結，在他的潛意識中，一直深藏著要創立一門“有用的經濟學”的想法。他希望自己能夠在實踐中體察物質資料的生產究竟是怎么回事，要弄清楚“市場”到底是怎么回事。

　　自辦企業一年賠百萬

　　做了兩年多的貿易，趙延忱覺得自己這一輩子無所不成。他沒有料到，自己一辦企業，竟會一敗再敗。

　　第一個項目是和一位臺商合資的強化固體燃料。3個多月時間，僅在主要設備的投入上就花了170多萬元，幾個月后，產品終于生產出來了，趙延忱和工人們都很興奮。但接下來的問題讓他們傻了眼。

　　由于是易燃品，鐵路根本無法運輸；產品沒有生產出來之前，技術轉讓方聲稱有很多訂單，但產品出來了，技術轉讓方早已溜之大吉。無奈之下，生產只好停止。

　　第一批產品最終還是在本地銷出去了，一系列沒有想到的問題也接踵而至：燃料在燃盡的一瞬間放出一股嗆人的辣味，很多客戶要求退貨。由于放燃料的燃料盒不等燃料燒完就漏了。更讓趙延忱納悶的是，投入和產出也出現了差錯，明明投入了一噸乙醇，出來的成品只有900公斤，另外100公斤乙醇哪里去了？后來他弄明白了，原來這100公斤乙醇在反應過程中揮發了，要解決這個問題，還需要進專門的冷凝設備。

　　由于種種原因，合資方撤資。從大干快上這個項目到生產停止，半年多時間，趙延忱搭進去100多萬。

　　停產兩個月后，趙延忱繼續投資固體燃料項目。這一回，他只投入了5萬元。為了節約成本，他自己設計了一個冷凝器，只用了20元。燃料盒不是容易漏么？每一個客戶，趙延忱都送給他們一個白鋼盤，把固體燃料裝成桶，客戶在使用時可以從桶中取出需要的燃料，放在白鋼盤里，問題解決了。

　　依據產品已有的銷售隊伍和產品特性，趙延忱也摸清了產品的市場容量。

　　第一個月，5萬元的成本回來了。

　　“三條腿”走路

　　趙延忱前后一共干過5個項目，干“死”了兩個，活下來的3個項目都是從無到有，最后在市場上盈利。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后，趙延忱稱最后一個項目——太陽帽是他創業的迸發階段。

　　這個項目在前3年也是持續虧損。

　　當時，趙延忱在全國設7個辦事處賣太陽帽，但一年的銷售量沒有超過1萬頂，銷售費用比收入還要多。設在廣州的辦事處，一年花費10萬元，銷售收入卻僅有8萬元。庫存的貨物有3萬3千多件。怎么辦？趙延忱決定親自跑市場。

　　2000年春節前，趙延忱派了幾個人到北京，租了一個大院，春節后，所有庫存的太陽帽都拉到了北京，同時撤掉了所有的辦事處。

　　趙延忱用“三條腿”走路。他跑遍了京城所有的服裝批發市場，最后選定了其中的48個，在每個市場中又選定一個商戶，以6元的價格賣給他們，商戶再以不同的價格向外批發。

　　另外，趙延忱在大紅門早市批發市場租了一個攤位，每天早晨5點到9點在那里放貨給零售商。

　　趙延忱還盯上了北京一個接一個的博覽會、展銷會。在這些會上賣自己的產品。醉翁之意不在酒，趙延忱最終的目的是要吸引經銷商的眼球。太陽帽賣火了，展會上的那些經銷商主動找上門來，商量怎么拿貨。每一次展會都能吸引6、7家經銷商和他合作。

　　憑著這“三條腿”，一個半月的時間，3萬3千多件存貨銷得一干二凈。而以前，3年還銷不到1萬頂。

　　這個項目的成功，讓趙延忱的心豁然開朗。以往4個項目的正反經驗在太陽帽的生產和銷售上都得到了體現。一個項目怎么開發？新企業要怎么做？他一下子明白了。原來迸發出的思想火花、各種感悟、種種困惑交織在一起，完成了他對做企業認識上的飛躍。

　　2000年5月，趙延忱獨自一人來到安徽黟縣一個叫“鴛鴦谷”的地方，用3年的時間寫成了《民富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