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國際風云人物，專訪身處影響力核心中的精英者，或是風格獨幟的社會推動者。通過對話，展示一種人性張力、專業領域的權威性，直視他們影響社會的曲折進程。

　　江平的道德清單是：“誠實即牢記我就是我，他人不是我。試著在每一次混亂中找到最深處的核心并服從它，服從你辨認出的真理。”在參與的立法工作中，江平只對歷史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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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平被法學界稱為中國民法“教父”，他是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著名的民法學家。

　　1993年，《中國法學》雜志第1期，一篇題為《完善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思考》的文章震動學界。文章提醒，1982年制訂的憲法已實施10年，事關中國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一些重大觀念問題還未能突破。而這一年，中國正經歷著經濟命運的轉型。

　　在爭論市場經濟法律是否有“資”“社”之分的10年，新舊體制轉型帶來的觀念沖突，幾乎遍存每一部新法的誕生。《合同法》的起草中，有相當一部分意見批評“草案”照抄國外和我國臺灣的法條過多，對自己的經驗研究不夠。江平則一針見血地指出，一些人追求所謂法制特色，排斥民法傳統，其實是害怕司法精神在中國的興起。

　　江平因此被評價為“一個血氣方剛的激進老頭兒”。他說，“我所能做的就是力所能及地吶喊，我只對歷史負責。”他的道德清單：“誠實即牢記我就是我，他人不是我。試著在每一次混亂中找到最深處的核心并服從它，服從你辨認出的真理。”

　　“你愛江平什么呢？”當記者問江平先生的現任夫人崔琦，她的回答非常簡單：“是一種人格的力量。我們是同一人格的人，如果不能互相同情，還能同情什么呢。在真誠相愛中，我看出了他有遠大的理想。”

　　《全球財經觀察》：您曾經有過很多頭銜，北京政法學院副院長、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中國政法大學校長、七屆全國人大代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七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法學會副會長等等，您自己最喜歡的是哪一個呢？

　　江平：有人叫我江校長，有人叫我江主任，也有人叫我江教授，但更多的人叫我江老師。我覺得還是稱呼我江老師最親切。教授當然很好，很值得人們尊重，但終究是一個一般意義的頭銜。

　　《全球財經觀察》：您原來在燕京大學新聞系就讀，之后卻從事了法學教育，是否有遺憾呢？

　　江平：新聞是我自己選擇的志向，從1948年的情況看，覺得自己學新聞更能體現自由、平等的精神。新聞能為民請命，也能為我們國家的民主自由作出貢獻。

　　參加工作后，我是國家組織安排第一批留蘇學習法律的。按道理，那時候法律在中國并未得到很多重視，但無論如何，國家選擇了一部分人專門去學法律，我當時也有一個很樸素的思想，覺得既然參加工作，就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給黨。

　　但實際上，中國的法律從1957年之后就是一種虛無主義。我們國家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是法律的虛無主義時期。我真正學會法律并能夠得到應用，是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

　　《全球財經觀察》：這么多年，您覺得新聞和法律有共通的東西么？

　　江平：最大的共同點，是應該體現公平和正義。法律和新聞一樣，應該有一個為民請命的思想。它雖然是強者制定，但它的真諦是公平和公正。法律與新聞都有民主與自由的深刻內涵，如果說法制不足以包含民主，正像我們把民主與法制相提并論那樣，那么法制就必須以民主為基礎，以民主為前提。

　　《全球財經觀察》：您的學術思想，包括您追求自由平等的價值觀，充滿西方精神，燕京大學時的經歷似乎比您的留蘇經歷，對您的影響更深。

　　江平：我從蘇聯學習回來后，遇上了國家的反右運動。從政治方面說，我應該沒有問題，從歷史說，我也是從地下的民主運動出來的，能夠受到黨的派遣去留學，經過了很多政治審查。當時很多人對我被劃為右派，覺得奇怪。

　　后來人們找出原因，認為這可能是因為我的“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思想”。當時的民主自由思想，前面會有一個前綴“資產階級”。對于這個結論，當時我是很信服的。因為我確實一直都飽含著強烈的民主自由意識。當時參加的學生運動，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希望我們國家不僅富強，而且民主。富強在經濟，民主在政治。但是，事后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相當長的時間，社會主義與民主是一個對立面。現在看起來，這個觀念當然是很差的了。

　　《全球財經觀察》：1957年是您很悲痛的一年。您被打為“右派”，接下來是愛人的離開，之后的一次勞動事故中，您又失去了一條腿。那一年，您應該把這一輩子所能想到的事情都想過了吧？

　　江平：我想，這個波折對我們這代人來說，并不是個別人的。我們惟一能夠得出的人生感悟是，這是制度使然，而不是個人的悲劇。因為像我這樣的命運，恐怕是幾十萬人。我們應該從國家的制度上去反思。

　　1957年對我是一場噩夢。但是，我想一個人更重要的是能夠經受這種挫折，如果你經歷了，也可能就是大徹大悟，也就沒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這是我常常愛引用的話，一個人如果沒有什么再可以失去的，那么還有什么可怕的呢。

　　《全球財經觀察》：但是，您的人格一直都沒有失去。

　　江平：人格最重要的是獨立。獨立者，不說違心的話，不做違心的事。當然，我順境之后，又碰到過逆境，但這些問題都已經不是很大了。應該說，我們現在的政治條件，比起50年代末60年代幾乎整個70年代要好很多。

　　所以，對于中國的法制和民主建設，我始終是樂觀的。這種樂觀，不是一路順風的樂觀，而是說它在走一個正確的方向。這與過去，已不能同日而語。

　　但是，中國的民主建設和政治建設，必然要走曲折的道路。我還是相信，現在中國總的情況是，進兩步退一步。你如果老是在進步，這也不太可能，但是再往后退也不可能。這一代的知識分子和老百姓，已不允許中國再倒退，不僅是經濟改革上的倒退，也包括民主建設上的倒退。

　　《全球財經觀察》：再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失去了，是說您當時的信仰破滅了么？

　　江平：人的信仰應該這么看吧，總是要有所變化。我們當時學習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法學，但是我所經歷的人生到七十多歲，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世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主義，也沒有十全十美的社會。我們過去，年輕人想追求一個十全十美的東西，一切都很美好，這個恐怕是不可能的。馬克思主義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一直在發展。真理都在不斷的發展。所以我活到現在，我只能說，我只會向真理低頭。誰是真理，我接受誰。

　　《全球財經觀察》：您會用什么標準來判斷這個真理呢？

　　江平：還是實踐。如果在一個制度下，人們的生活實現了富裕，又實現了貧富差距不是那么大，這就是人們所追求的。人們追求的不外兩個，一是可以富裕起來，包括自由和民主，另外一個是不要懸殊太大，要和諧。

　　我現在也不盲目說美國多好，日本多好，我從來沒有這樣認為，我最喜歡的還是中國。當然中國現在也有很多落后的東西，但是，將來我們有可能搞得更好一些，更公平更發達一些。

　　社會總是在不斷前進。我很相信，社會也好個人也好，一種制度也好，都是在彼此競爭中優勝劣汰的。也可以說，社會也是達爾文主義。如果一個制度體現不出自己的優越性，那么它自然會被淘汰。

　　《全球財經觀察》：在您最痛苦的時候，有沒有考慮過死亡呢？

　　江平：我始終沒有。在痛苦時，我曾考慮是不是不在這個社會生活，換另外一個。

　　改革開放后，我有了用武之地。上天給了我22年逆境，又給了我22年順境。我在逆境中失去的時間，是27歲到49歲，正是一個人可以從事自己的工作，創造一些東西的最好的時間，但是它可能換成了另外一種東西。很重要的是，我在逆境中仍然有寄托，我可以繼續讀一些書寫一些詩詞。人如果完全沒有自己精神的寄托和某種理想，我想會是很痛苦的。

　　《全球財經觀察》：您的人生經歷與學術研究間是否存在一個關系。一個人如果有宗教信仰，他會很注重道德的力量，也就會很認同自然法中的一些觀點。您的人生經歷，是不是會影響您的學術研究特別注重民主自由呢？

　　江平：這些年，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把法律看成為一種工具。我的專業是民商法，所以在這個領域我很尊崇自然法學。

　　我在開始講法律的時候，一再強調，法律在市場經濟范圍內，最根本的不應該是統治階級的意志。統治階級的意志有任意性，而市場經濟的法律制度應該更加有規律性，市場經濟要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競爭要符合競爭的規律。所以這個意義上，經濟領域的法制首先要符合規律。

　　我本人主張，第一，要講法律不能完全工具論，第二，要尊重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至于道德，法律本身在市場經濟中，已經包含了一些道德因素的升華。比如我們常常講的誠信原則，這已經是法制原則了。社會主義經濟秩序和社會主義道德，不管用什么詞，它仍然包含一個道德理念，在這個意義上說，法律和道德有很密切的關系。但是，法律不能僅僅從道德角度看，他們的標準不是很一樣。

　　《全球財經觀察》：知識分子在中國的處境一直是很尷尬，您覺得知識分子的良心應該保持在哪些地方呢？

　　江平：這是非常重要的。我覺得知識分子由于他本身知識的背景、自己的能力，各個方面，任何國家包括我們古代，都是一個國家治國中很重要的力量，我們不能都靠沒有任何知識文化的人來發展。

　　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分子應該有更多的對國家的責任感。我們這樣說，不是小看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而是說，應該看到知識分子在一個國家中有一個脊梁的作用。知識分子終究要有一個獨立的判斷，應該有不同的見解。他們的一個可貴作用，就是能夠發出不同的聲音，讓你從不同的角度看待問題，避免造成決策上的失誤。

　　《全球財經觀察》：民商法屬于私法，而您一直在關心憲政的問題，憲政屬于公法，是社會現狀要求您思考這個問題？

　　江平：根本理由就是一句話，經濟體制改革到了一定時候，沒有政治改革是下不去了，必然要引起斷裂。這就是原因。我們現在上面雖然說，經濟體制改革必然要和政治體制改革同步，其實沒有同步，現在是經濟改革發展很快，政治制度改革很保守，但是沒有這個改革是絕對不行的。

　　中國以后必然會有這樣一個機構，叫憲法法院也好，叫憲法委員會也好，它會執行憲法訴訟。關于憲法審查的問題，其實是一個方式的問題。基本上有兩個方式，一個是憲法委員會，一個是憲法法院，中國現在領導層比較能夠接受的，可能是憲法委員會

　　《全球財經觀察》：您曾參與了《合同法》、《信托法》、《國家賠償法》、《公司法》等法律的制定，現在還在參與《物權法》和《民法典》的立法工作。您覺得中國的立法環境是否有所變化？

　　江平：總的來說，比以前好一點，但也沒有特別明顯的進步。專家的意見有時候合適，有的時候也不一定被采納，我們也不能期望專家的意見都會被采納。也許，學者和執政者的認識總有差距，學者往往要到達更理想的狀態，而掌權者要考慮到穩定啊等方面，要考慮社會能否承受的問題。

　　《全球財經觀察》：我想在您這個年齡，要保持思維上的清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江平：我的身體和智力還可以，思維沒有僵化和退化。我現在最重要的是，使自己的思想不要老化和退化。老化是不接受新鮮東西，退化是思維遲鈍。我并不擔心否認自己。

　　我這個人的愛好也很多，喜歡聽京劇，喜歡聽西方古典音樂，我最喜歡的還是貝多芬，在我困難時候，我能聽到命運敲擊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