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年來，被湖南省紀委、省檢察院查處的廳級領導干部身后大都有“大師”的身影。他們或因官迷心竅，求“大師”指點升官捷徑；或因做了虧心事，在反腐高壓下，惶惶不可終日，企求在繚繞的清香里，在菩薩的保佑下，逢兇化吉，逃避打擊。

　　1.一個“大師”預言李會剛至少能官至副省級，他為此花費149萬元在北京買官

千件數碼產品1元熱拍 新浪點點通個性smsDIY 海納百川 候車亭媒體 財富之旅誠邀商戶加盟

　　原湖南省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副總經理(副廳級)李會剛在官場上可謂一帆風順：早在1980年27歲時，他就當上了湖南省政府一位副省長的秘書；31歲官至副處級；1993年12月，剛到不惑之年的他又當上了常德市副市長，副廳級。

　　但他不滿足，在副市長任上呆了幾年之后不見升遷，便試圖在1997年的常德市“黨代會”期間搞非組織活動來達到“升官”目的。湖南省紀委發現后，對他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教育。李沒有以此為戒，反而把省紀委的調查當作新的政治資本來炫耀：“我是經省紀委審查過的。他們給我的結論是：李會剛是個清正廉潔的好干部。”

　　1998年4月，他被調任湖南省冶金企業集團公司副總經理。雖是平調，但“官”念極強的李會剛卻認為這是組織上要提拔他的前奏———論年齡、論資歷，他都是接任該公司一把手的最佳人選。

　　但是，在公司呆了兩年后，公司一把手的位置旁落他人。于是，氣在心頭的李會剛開始在公司內部耍起了小動作，一心想將新上任的一把手擠走。他因此又受到了湖南省政府有關領導的嚴厲批評。

　　受此挫折，李會剛大病了一場。“難道我的仕途就此止步了嗎？”

　　2001年初，一個在官場上看相很有名氣的“大師”被李會剛專門請到了家里。“大師”端詳他一陣，很嚴肅地說：“你有一個很好的官相。我保你在10年之內可以官至副總理級，最保守也能官至副省級。”見李會剛將信將疑，“大師”話鋒一轉：“單憑你的官相，我說的是不會錯的。不過，因為你對工作太認真太負責，已經得罪了不少人。因此你在省內升官的難度比較大，到省外會順利些。”臨走，“大師”還不經意地丟下一句話：“等著看，我保你百日之內就會有變動。”

　　讀過研究生的李會剛原本并不十分信服這一套，只是由于“官癮”太大，他才“病急亂投醫”。所以，他對“大師”的預言一直將信將疑。可是，“大師”走后第97天，他的職務果然有了變動：隨著“中國有色金屬工業長沙公司”下放給湖南省管理，公司的名稱也變更為“湖南省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李會剛被任命為該公司副總經理。與此同時，李會剛還兼任了省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關閉破產領導小組副組長和該公司下屬的潘家沖鉛鋅礦、湘東鎢礦破產清算組組長，掌握著很大的實權。

　　這本來是一次正常的工作調動，但李會剛卻認為“大師”的預言應驗了。從此，李會剛對“大師”的話深信不疑，加快了“跑官”活動。

　　2001年10月下旬，李會剛與他屬下的一個副處長陳慶民(另案處理)到北京出差，特意帶著1萬元公款拜訪了自己的老朋友包某，請他出面找湖南省委有關領導活動，盡快解決他的正廳級問題。

　　不久，包某來到湖南，告訴李會剛此番是專程來幫他“辦事”的。李會剛心里十分高興，馬上又要陳慶民拿出1萬元公款送給包某。結果是，包某在長沙一連住了20多天，連湖南省委領導的一個秘書都沒見著，更不用說直接找省委領導說情了。“這條路看來是走不通了，”李會剛心想，“我還得另請‘高人’。”

　　于是，李會剛又想到了帥某(另案處理)。帥某是他在長沙一次宴請包某的宴會上認識的。帥某自稱是湖南省漢壽縣人，是某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侄孫，是中央軍事情報局的秘密工作人員。他在酒席上吹噓自己在北京認識許多高干子弟，個個都神通得不得了。

　　李會剛從漢壽縣將帥某找來，好酒好菜招待一番，便向他道出了請他幫忙“扶正”的想法。李會剛哪里知道，這個帥某其實只是漢壽縣的一個無業人員，還曾因詐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

　　帥某對李會剛的要求滿口答應。第二天他就告訴李會剛：“我已通過電話與一個鐵哥們兒劉某(另案處理)取得了聯系。劉是北京市公安局原局長的兒子，也是中央軍事情報局的秘密工作人員，他與中組部某副部長的秘書關系很鐵，而且神通廣大，找他幫助解決您的升職問題靠得住。”李會剛對帥某的話深信不疑，他要帥某抓緊時間與劉某聯系，同時交代：“只要事情能辦成，劉某有什么要求，盡管說。”

　　但后來查明的事實是，這個所謂的劉某只是北京一個普通干部家庭的后代，靠著“胡吹亂侃”搞起了“中介”生意，專靠給人牽線、幫人“了難”賺錢。帥某只是在早兩個月之前，幫人“了難”一樁經濟官司時，才認識劉某的。

　　2001年12月，帥某跑到北京找到劉某，劉一本正經地說：“要中央領導幫忙解決這類問題，得先看看李會剛的簡歷。”接到“指示”，正在株洲出差的李會剛當即用賓館的便箋紙將自己的簡歷寫好，傳真到北京。

　　劉某看過李會剛的簡歷煞有介事地對帥某說：“不錯，很有競爭力。不過如今辦這類事得花錢，你跟李總說一聲，先付10萬元探探路，然后再準備100萬元辦正事。”帥某馬上打電話向李會剛匯報。李會剛聽后想都沒想就痛快地回答：“只要能辦成事，錢不是問題。”

　　劉某又告訴李會剛，他要在元旦期間帶兩個朋友來長沙為他的事進行活動，要李做好準備。2002年元旦，李會剛派帥某到北京將劉某和他從中央某權力機關請來的兩位處級干部一同接到長沙，安排在長沙市一家五星級賓館的101號別墅住下。當晚，李會剛大宴賓客，一餐就花了8000多元。他竟然還花了4500元給3名客人安排了小姐提供“特殊服務”。

　　短短5天時間，李會剛為接待劉某一行動用公款18.5萬元，其中12萬元給了劉某，作為“首付”。

　　劉某回到北京后不到10天，便打電話告訴帥某：李會剛的升職問題已經有了一些眉目，春節臨近了，正是最好的“活動”時期，需要趕快匯50萬元“活動經費”來。

　　聽到這個消息，李會剛心里一陣激動。他一下子就想到其主管的某破產企業留守處職工住宅工程已由省計委批準立項，可以想辦法從這項工程中撈些好處。于是，他立即找來帥某，要其找個放心的建筑隊來承包此項工程，條件是先借50萬元用。

　　2002年1月20日，由帥某聯系的基建包工頭朱某與李會剛見了面。在各項相關事宜談妥之后，朱某提出，根據“行規”，像這種規模的工程最多只能先“借”30萬元，如順利接到工程，這30萬元可作為“中介費”不用歸還。幾個月后，朱某在李會剛的關照下果然如愿“中標”。第二天，李會剛就叫帥某從朱某處要回了先前打下的“借條”。

　　30萬元剛剛送去，僅過了兩天，劉某又打來電話，李會剛升遷的事快辦成了，還需要60萬元。他說：“原來講好的100萬元不能少啊，不然我就沒法辦了。”李會剛答復：“只要能搞成，錢可以給。”

　　李會剛通過自己在常德任副市長時關照過的一個朋友籌措了60萬元送給了劉某。

　　2002年全國“兩會”期間，李會剛安排帥某又去了一趟北京，再次催問劉某為其“跑官”一事。劉某的回答仍是：“李會剛提拔的事快了，但還要10萬元”。此時，李會剛不知從何處聽說，自己的名字已經進了省委組織部的“預備提拔人員”名單，便認定是劉某在北京的“活動”見了成效。

　　李會剛又讓自己的朋友籌了9萬元電匯給帥某，帥某扣下3萬元回扣后將6萬元錢轉交給了劉某。眼見李會剛為“跑官”已經走火入魔，

　　帥某也想趁火打劫，便謊稱劉某又要“活動經費50萬元”。待李會剛將東拼西湊的30萬元交給他，帥某便揣著錢到北京空轉了一圈又回到長沙，將30萬元落入自己的腰包。直到案發，李會剛一直蒙在鼓里。

　　就這樣，李會剛為跑官共動用資金149.5萬元，其中，北京的劉某實際收到“活動費”102萬元，帥某從中“賺得”35萬元。

　　2003年3月，湖南省紀委開始對李會剛進行審查。同年5月28日，省紀委對李會剛采取“雙規”措施。此時，他還沉迷在幻想之中，等待“貴人”出現。因為某“大師”曾預言他2003年有一劫，但是過了6月份就會有“貴人”相助，逢兇化吉。

　　辦案人員發現，在他個人通訊錄里，收藏著七八個“大師”的電話號碼。

　　經法院審理查明，李會剛貪污、受賄54萬多元用于跑官。2004年3月22日，湖南省長沙市中級法院以貪污罪判處李會剛有期徒刑10年，以受賄罪判處其有期徒刑8年，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5年，并處沒收財產4萬元。

　　一個副廳級干部的“跑官”鬧劇就這樣謝幕了。

　　2.小廟的和尚“算準”了他職務升遷的幾件事，為此唐見奎從省財政撥出200萬元專款為這座小廟修了一條水泥路

　　今年65歲的唐見奎，在獄中已經度過了700多個日日夜夜。在監獄里服刑的還有他的妻子、女兒。兩年前，他和妻女受賄栽了。

　　唐見奎原系湖南省政府副秘書長兼省重點建設領導小組副組長、省建設工程招投標領導小組副組長、省移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屬正廳級干部。

　　2003年9月23日，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唐身為在省政府擔任重要領導職務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其分管重點工程等事項的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在通過招投標資格預審、工程中標、分包工程、提供借款擔保、將工作列入重點工程以享受優惠政策等方面謀取利益，并多次單獨收受或通過其妻段賢進、其女唐毓遙共同收受他人財物，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唐單獨受賄金額59.11萬元，共同受賄84.9594萬元，共計受賄144.0694萬元。唐見奎犯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財產50萬元；追繳唐見奎受賄所得贓款144.0694萬元上繳國庫。

　　辦案人員發現，唐見奎也為自己的職務升遷常找“大師”問計。

　　唐見奎上個世紀60年代畢業于湖南師范大學體育系，畢業分配到郴州市一中，從教師到校長，從校長到市體委主任，短短十幾年，仕途順暢、官運亨通。80年代他又擔任了國家女排郴州訓練基地組長，女排五連冠就是從這里騰飛的。由于工作卓有成效，1990年至1996年他被調任國家奧林匹克中心代主任，1996年又調任湖南省政府副秘書長。然而時年58歲的他，還想著再次調入北京，當更大的官，于是托人四處活動，疏通關系。1997年夏天，唐見奎邀請伍某某一同去北京活動，幾經周折，經人介紹在北京梅地亞飯店認識了朱某，朱提出愿意幫忙，但需要活動經費，讓即要伍為其支付活動經費5萬元。朱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了5萬元，之后便不見蹤影，電話變成了忙音，時隔數月才知道朱已遠渡重洋去了美國。

　　可唐調入京城的夢想仍癡心不改，經多方聯系，又找到北京某俱樂部負責人譚某。譚某告訴他正在幫忙聯系單位，唐喜形于色。見時機成熟，譚某提出要他幫忙解決兩臺走私汽車罰沒上牌費用，唐爽快地應承了。1998年1月至4月，唐指示伍某某分3次付給譚某兩輛走私汽車罰沒上牌費22.8萬元。1999年2月，譚飛抵長沙，唐更是熱情款待。譚又對他說，聯系調京事宜，進展順利，已經有了眉目，可是還需要再解決六七萬元活動經費。唐當即撥通伍某某的手機，要他帶現金趕到賓館，當面交給譚某6萬元。1999年，也正是唐見奎花甲之年，花去30多萬元的活動經費后，最后從北京方面傳來消息說他年齡偏大，難以調京。唐見奎想調北京做更大的官成了黃粱美夢。

　　唐跑官花去的錢，每次都是伍某給支付的。他利用職權為伍某出面擔保貸款和借款到期無力歸還，造成國家損失580萬元。

　　據辦案人員介紹，唐見奎最崇拜的“大師”要數南岳衡山一座小廟的和尚，因為這個和尚“算準”了他職務升遷的幾件事。為此，他大筆一揮，從省財政撥出200萬元專款為這座小廟修筑了一條水泥路。

　　同為正廳級干部、原湖南省冶金集團總公司總經理鄒恒春，酷愛占卜算命，最崇拜長沙開福寺的一個老尼姑。該尼姑曾經“預測”他50歲之前會遭遇一次車禍，政治上也會有一劫。2002年被湖南省紀委“兩規”后，他不是總結自己的教訓，而是感嘆自己“命該如此”。

　　2003年12月，鄒恒春因挪用公款罪，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6年。

　　3.南岳新年“第一柱香”的香火錢已被炒至十多萬元

　　南岳衡山，近年來越來越成為少數領導干部進香求神的寶地。

　　2003年2月27日和28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別對原湖南省機械工業局局長、黨委書記(正廳級)林國悌受賄案，原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團總公司副總經理(副廳級)蔣艷萍受賄、貪污、介紹賄賂、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作出復核意見：被告人林國悌犯受賄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財產105萬元；以受賄罪、貪污罪、介紹賄賂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數罪并罰，決定判處被告人蔣艷萍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財產100萬元。

　　據湖南省檢察院辦案人員向記者介紹，林國悌、蔣艷萍都曾在湖南省紀委對他們采取“兩規”措施之前，跑到南岳衡山問計于神靈。蔣艷萍1996年被長沙市紀委調查后，每年都要到南岳燒香拜佛幾次，捐款也非常慷慨，同去的一位建筑老板一次就替她捐了6000元。

　　辦案人員還發現，蔣艷萍的腳上總是系著兩根紅線。

　　據一些干部反映，在沒有被查處的領導干部中，不信馬列信鬼神的也不少。有的領導干部，平時在臺上大談馬列主義，臺下卻對一些“大師”津津樂道，甚至以認識個別“大師”為榮。一些名山古剎的“大師”和一些知名的“預言家”、風水先生，來到大城市就成為領導干部的座上賓。有的領導干部家里，堂而皇之地供奉著玉帝、觀世音等神靈。一些領導干部，每逢上任、建房、購車等重大事情都要問問神靈，甚至連出行也要算日子。湖南某市早些年就出現過市政府大院無任何正當理由，只因聽信香港某“大師”一句話就改建大門的怪事。

　　衡山當地一位干部告訴記者，每年春節前后或一些“神靈”的“生日”到來之際，前往南岳燒香的領導干部的專車絡繹不絕，新年的“第一柱香”已被炒至十多萬元。“第一柱香”的得主有廣東的大款，但也不乏領導干部的夫人、權力部門。某廳局的一把手在南岳藏經殿虔誠叩問自己的官運，“大師”反復測算之后告訴他“一生官運亨通，至少可以當一個科長”，至今被當地干部傳為笑談。 (記者 吳湘韓 黃建良)

　　貪官和他們的“神靈”

　　叢福奎：崇拜“大師”為升官

　　河北省原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叢福奎為求仕途升遷，曾找一個寺廟的住持給他算命。住持說他有三步高升，一是當省長，二是當省委書記，三是升到國務院。為了受到神的保佑，他遍訪名山，周游名剎，同時在住宅內設佛堂、供佛像，還專設供道臺、供神臺，每月初一、十五燒香、念經、拜佛。

　　叢福奎專程前往山西省五臺山白云寺，拜謁住持釋昌隆，釋昌隆為他“灌頂”，并賜法號“妙全”。為表示對佛的赤誠，叢福奎將貪污受賄來的大筆錢財捐給寺廟，并送給寺廟住持一部轎車。

　　中央紀委關于叢福奎案件的通報摘要：

　　這是一起罕見的黨的高級領導干部背棄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索要、收受巨額賄賂的案件。叢福奎之所以墮落到如此地步，其根本原因是他權欲熏心，思想嬗變，由精神空虛演變為政治上蛻化變質，進而發展到利令智昏，大搞權錢交易，大肆索賄受賄，瘋狂斂財。叢福奎思想上頹廢，政治上墮落，經濟上貪婪，為全黨正在進行的黨性黨風黨紀教育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黨員領導干部必須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相信科學，相信真理，堅定政治立場。必須不斷加強學習，努力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武裝頭腦，增強在復雜情況下明辨是非的能力，抵御各種歪理邪說的影響，經受住任何風浪的考驗。必須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堅持立黨為公，掌權為民，真心誠意地為人民辦好事、辦實事，在為黨的事業奮斗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黨的各級組織必須加強對黨員領導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監督，努力做到領導干部的權力行使到哪里，領導活動延伸到哪里，黨組織的監督就實行到哪里。各級黨委、政府要認真貫徹執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黨政主要領導要切實承擔起應負的責任，管好領導班子成員，加強領導班子思想作風建設。

　　賈永祥：法院大樓看風水

　　1999年，沈陽市中院新辦公大樓即將落成時，院行政處向院領導打報告：“我院審判綜合樓工程已接近尾聲，法院回遷工作正在抓緊進行。選擇吉利的搬家日期已成為全院干警關注的大事，同時也對今后法院的發展和穩定有著良好的精神和輿論幫助，因此準備聘請澳門的周易專家孫某來測定具體的搬家日期，特申請給孫先生1萬元費用并給其報銷來沈機票等。”

　　經院領導批準，風水先生如期而至。該院在他身上花了3萬元。風水先生擇定“吉日”后，沈陽中院才正式搬遷到新大樓。然而，新大樓啟用不久，該院院長賈永祥就被中紀委“雙規”。

　　吳巖：人事安排要算命

　　海南省屯昌縣工商局原局長吳巖在家中布置“佛堂”，每月都領著親信們參拜。對局里的人事安排，他從不開黨組會，而是讓當事人頭天到他家去拜“菩薩”，第二天在全局職工大會上宣布。他的社會朋友多半是“道士”，被選做股長的人，他都要讓“道士”算命，看是否與自己“相克”。

　　馮文超：大修“活人墓”

　　在國家級貧困地區重慶黔江石家區滲壩鄉，一座刻寫“官爵至五品”等碑文的“豪墳”，牽出受賄腐敗大案。“豪墳”占地400多平方米，墓地有兩處，分別是男墓女墓。墓碑高約2米，大青石制作，碑冠刻滿麒麟、蝙蝠、龍鳳等圖案。兩尊雕刻精美的獅子屹立在墓前。該墓自1998年1月開始修建，歷時近3年。僅砌“活墓”圍墻，就讓16名石匠耗費了兩年時間。

　　這兩個墓穴是為活人———重慶市煙草公司副總經理、副廳級干部馮文超修的。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發現，鄰近黔江的石柱縣縣城周圍竟有600多座大墓、豪華墓，多為領導干部所建。

　　周偉煌：重修大門為“避邪”

　　廣東省清遠市公安局原局長周偉煌利用審批簽證、協助追債、發包工程等方式，為不法港商走私提供方便，收受賄賂40多萬元。周的前任局長因貪污受賄被繩之以法。周偉煌認為，前任被抓是因為公安局的大門建得不正。為了“避邪”，他特意請風水先生現場勘察，隨后把原來的門樓推倒，花錢重新修了一個。 (記者 吳湘韓)

　　中央黨校教授評說貪官迷信

　　　 吳忠民很早就開始關注一些官員落馬前“一邊貪污腐敗，一邊燒香拜佛”的現象。

　　這位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教授對記者說，總體上來看，大多數腐敗官員，盡管位高權重，家財萬貫，人前得意，但大都因為來路不正而惶惶不可終日，于是求天拜神，祈求在繚繞的清香里，在虔誠的叩拜中，避邪呈祥，逢兇化吉。他認為，這些人之所以這么做是功利心理在作祟，因為擔心腐敗行徑被發現、被曝光而尋求心理安慰。

　　吳教授說，應該看到，這種現象在某種程度上說，是很常見的，不在于官職大小、腐敗多少。

　　吳教授談到，封建迷信在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根深蒂固。和西方人尋求凈化心靈的宗教信仰不同，中國的封建迷信出發點是功利的，希望通過封建迷信來趨利避禍，因而在我國就出現了“不信馬列信迷信、不信科學信風水”的現象。一些領導干部不注重學習，不追求進步，有的熱衷于跑官要官，有的貪戀錢財，有的沉湎于燈紅酒綠，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逐漸蛻變，理想喪失，信念畸變，信仰缺失，最后落于窠臼，便相信迷信，開始求神拜佛。

　　吳教授認為，這些違規犯法的官員，缺少一種對事業的信仰，同時也沒有公共領域從業者所應當具備的職業意識和職業規范。所以心里不踏實，有一種不安全感，對自己的前景有一種不確定感。而違規違紀的事又不好同別人溝通，畢竟所作所為都是“陰暗”的，見不得陽光，一旦暴露，代價極大，甚至是毀滅性的。于是，他們只好找一些理由，特別是從“大師”那里尋找一些具有某種“權威性的”理由，以期自己說服自己、安慰自己。

　　吳教授說，可能最近一段時期大家見到的這種現象比較多，原因是當前我國處在社會轉型期，法制不健全，給腐敗留下了可乘的空間。

　　具體來說，轉型期的社會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社會運行規則處于真空期。從一定意義上講，整個社會缺乏一個行之有效的、統一的規則體系，舊的規則不管用了，而新的規則又沒有系統地建立起來，所以，制度層面上的空檔很多。換言之，在這種特定時代條件下，少數官員“尋租”、違規獲利的誘惑和機會都是很多的。

　　二是強烈的利益沖動在隨時隨地刺激著人們的神經。隨著市場經濟因素的發育，社會成員逐漸形成了一種強烈的經濟意識。由于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實行禁欲主義的時間過長，人們深受其害，所以，在消費和利益驅動方面就出現了一種反彈過度的現象，社會的各個群體好像患上了一種“經濟饑渴癥”，特別看重經濟利益問題。尤其是少數官員大權在握，有種種便利條件，更是急不可待。

　　三是普遍的社會焦慮。20多年來，中國社會環境變化幅度之大、變化速度之快，在以前是難以想象的。人們對于社會的未來一時不會有十分的把握。在這種情形下，人們無法預料自己將來的具體處境，不確定的心理特征十分明顯，因而也就難免出現一種比較焦慮的心理狀態。少數官員一則知道自己在位時間不是無期限的，二則也知道違規犯法的事情是有風險的。

　　吳教授說，這三個特征使得一些官員一方面容易出現違規犯法、鋌而走險的活動，另一方面也難以做到心境坦然。因而造成了他們一邊犯法，一邊尋求各種保佑的情形。

　　至于如何解決貪官迷信問題，吳教授認為主要的途徑有兩條：其一，將查處不折不扣地進行下去，增大官員犯罪的成本。其二，推進相關的制度建設，從制度的層面上堵住漏洞。 (記者 萬興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