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工，是工業時代的本能覺醒，是功利關系的民間良心，是多元社會的道德砥柱。

　　在雷鋒后的時代，義工以一種更加人性化的道德力量，深入到我們的社會關系中去，并開始重建中國社會的公共道德體系

　　本刊記者／羅雪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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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早，從北京地安門乘車到東直門地鐵站，再從地鐵2號線倒1號線，再換乘城鐵，晃晃蕩蕩一個多小時的路程，張大諾的幸福生活仿佛一直在路上度過。小憩一陣,就到站了,出口不遠處，就是松堂臨終關懷醫院 他做義工的地方。

　　張大諾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每周，他至少要在這條路上來回三到四次，每次到醫院后至少呆一個多小時，而他陪伴的老人從當初的一個，逐漸增加到四個、五個……

　　像張大諾這樣的民間義工，正大量出現在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他們絕大部分是青年人，以學者和外企白領等中產人士居多，主要分布在扶貧支教、環境保護、社區活動等領域。

　　北京大學志愿服務與社會福利研究中心負責人丁元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國現有義工2000萬人，排除官方組織的義工外，完全民間的義工人數大約有20萬。

　　“民間義工的志愿程度很高，并且很理性，他們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倍≡�竹說。

　　義工，不是奉獻,是新生活方式

　　33歲的張大諾，正式職業是《國際先驅導報》的編輯。到松堂醫院里做義工，是他的另一重身份。

　　張大諾并不是第一次接觸臨終病人，早在哈爾濱工作時，他就曾義務照顧過兩個臨終病人。來北京工作后，很快又找到松堂醫院，自薦為義工。

　　張大諾的義務工作就是陪老人說話。臨終醫院的老人一般在70歲到100歲之間，他們往往都不記得中年以后的事情，而更愿意活在童年里。白發老人沖著你喊“媽媽”是常有的事情。 　　

　　“你經常得和他們聊小時候的事，而且下次他還會講同樣的事情，再下次還是一樣�！睆埓笾Z的經驗是，不要試圖糾正老人，不要告訴他今年幾歲，只要他在回憶，對大腦的鍛煉就有好處。

　　相處久了，松堂醫院的老人們就把張大諾當成了親人。老人們的身體機能退化了，眼神都不太好，每次張大諾出現在門口，老人們總是先一愣，而后才會心地笑，“那表示他是真的在等你”。

　　有個老奶奶每天都趴在三樓窗戶上望天，她的邏輯是“只要天氣好，就能見到大諾”。

　　臨終的老人在剎那間流露的真情，往往讓張大諾感慨，因為說不準什么時候，那些曾經握過的手就再也握不到了。

　　張大諾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每次一踏進松堂醫院的門，他就想樂，想笑，想向老人奔過去，和老人說一句話，想突然被老人一把抓住，“那種感覺真是幸福。”

　　他說，自己和高尚絕對沒有干系，做民間義工與其說是奉獻，不如說是一種習慣，是一種生活方式。只是他自己也驚訝，這些瑣碎的小事做久了，自己也變得更加純粹而快樂。

　　張大諾的感受不是沒有道理。一項有趣的調查顯示，擔任義工的人罹患心臟病、憂郁癥及傳染病的比率，比沒有做義工的人少5倍。研究發現，做善事之后，腦啡釋放的量會提高，從而增加快樂、減少因憂愁造成的壓力蛋白。

　　看來，快樂是義工最好的酬勞。

　　當義工成為集體選擇

　　與張大諾游兵散勇式的義工身份不同的是，更多的義工其實并不愿孤軍作戰，他們更傾向于歸依于某一面旗幟下或某一個組織中，比如自然之友、綠家園志愿者、地球村等NGO(非政府組織)。

　　對大多數民間義工來說，這不僅僅是一種生活方式了，同時也是尋找同類的好途徑。

　　崔英善是北京一家外資體育營銷公司的客戶經理。做義工是她很久以來的愿望，去年SARS流行期間，恰逢北京東城區的孩子需要幫助，她與朋友一起，發起了“陽光志愿者協會”，目的就是讓“心里有愿望的人，不覺得孤獨”。

　　協會成員大多來自西門子、IBM、微軟等知名外企。運作一年多，80%的人堅持了下來，人數也增加了10倍，服務的范圍從為貧困學生輔導，發展到幫助智障人士和孤僻癥患者，甚至引進了國際市場項目。

　　崔英善認為，除了幫助人的快樂，能在組織內部與同類交流，是最大的收獲。

　　IBM公司業務咨詢部的吳艷艷也有同感，“活在這個世界上，要有一種社會責任感”。吳艷艷每逢周末就要到北大上MBA課程，但依然抽時間參加了兩個民間義工組織。其中一個是網絡組織。只要一有時間，吳艷艷就會邀網友，一起去看望福利院的孩子，或者去探訪老人。

　　《口述博物館》叢刊主編，作家周曾發起過一場“義工革命”。去年SARS流行期間，周匯同圈子里的朋友們開設了一條熱線 與抗擊SARS的一線醫療工作者、患者及家屬聊天并提供幫助。所謂熱線，其實就是周自己的辦公電話號碼。10多個人24小時輪流值班，有編劇、畫家、詩人、大學教授、記者、出版人，一個平時互通的小圈子,變成了民間義工組織。

　　周認為，在個體生命顯得渺茫和脆弱的時候，他們的集體義工行為聚集了人性的光芒，這是他最自豪的地方。

　　夾縫中生存的民間義工

　　人性的光耀給民間義工提供了生長的土壤，卻并不能提供水和空氣。資金的匱乏使得所有民間性質的義工組織在蓬勃興起中危機乍現。

　　崔英善所在的陽光志愿者協會，曾經想義務輔導民工學校的子弟，但由于輔導時間只能定在周末，而對于民工學校的承辦者來說，周末多上一天課，就要多付水電和教室費用，只好婉拒了他們的善意。

　　除了資金問題，服務的專業化水平較差，也是困擾民間義工的重要因素�，F實的情況是，盡管許多人懷著一腔熱情投身于義工服務，但由于所選擇的服務項目并非自己所長，所以服務效果差強人意。有時候，更是好心辦壞事，讓人哭笑不得。比如，前幾年，一些青年響應組織號召去支援山區教育事業，卻不知自己的專業根本與教育無關，這樣的義工，既浪費了自己的時間，又不能給別人提供專業服務，是社會資源的雙重浪費。

　　此外，民間義工還面臨著身份不被認可的危險。北京惠澤人志愿者協會創始人之一的王燕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絕大部分民間義工組織并不合法。因為按照中國的現行規定，民間義工組織很難注冊。而沒有合法的地位就很難合法地募集到資金，合法地進行管理，合法地保障參與者的權利。這個怪圈在民間義工組織的發展進程中往復循環，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