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駐滬記者 戴敦峰

　　6月9日，監察部通報了對阜陽劣質奶粉事件9名責任人的處理情況。除了市長劉慶強受到行政記大過的處分外，另有6名官員被開除、撤職或責令辭職。

　　這是繼“王(懷忠)肖(作新)腐敗案”后阜陽市最大的一次“官場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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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地震”甚至波及到了阜陽市大部分的基層官員：他們每周都有幾個下午要參加“警示教育學習”，有時候甚至上午也要參加，并且每個人都要交出不得少于1500字的“思想剖析材料”。

　　日子最難過的當然莫過于位于“震中”的6名被罷免的官員：副市長馬明業、市政府副秘書長周云蓮、市工商局局長周毅生、市工商局副局長楊偉、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局長楊樹新、市衛生局副局長丁麗玲。

　　別阜陽

　　6月9日，周毅生告別了自己工作了兩年零六個月的阜陽市工商局，趕回老家合肥。

　　周毅生離開的這天，很多市工商局的干部到辦公樓下與他相別。

　　這一天剛好是周毅生一手促成的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學校阜陽分校的開班典禮，周毅生沒有去。

　　阜陽市工商系統在“劣質奶粉事件”中被嚴處的官員為局長周毅生、分管市場監管的副局長楊偉、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局長楊偉新等三位身居要職的領導。

　　這個決定對阜陽市工商部門工作人員的震動非常大。“很多人情緒上都有些消極。”市工商局的一位干部辯解說：“工商局要管著市場上的十幾萬種商品，如果哪種商品萬一出了問題都要拿工商部門的領導‘開刀’，這工作還怎么干？”

　　而周毅生說：“中央對我的處理決定是英明的。我不辭職沒法向全國人民交代。”

　　壓 力

　　今年4月阜陽劣質奶粉事件披露時，有媒體報道，“阜陽市工商局局長正在國外考察”。

　　“當時是省里組織我們去澳大利亞考察國外的企業登記制度。出國后我們才發現帶去的手機充電器在國外根本用不了，所以手機電池用完后便關機了。”周毅生回憶說，后來一位副局長想辦法找到了考察團領隊的電話，才把這件事告訴了他。

　　“我一聽就急了。”周毅生提前一天結束了考察行程，趕到阜陽的時候已經是25日凌晨3∶30分，這時候“家里(工商局)已經很亂了”。

　　周毅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下屬各工商部門發出兩封明傳電報：一封要求對劣質奶粉事件“不得申辯理由，不許議論”；另一封要求各部門“堅守崗位，把本職工作做好”。

　　而這時國務院調查組已經在短短的3天內兩赴阜陽；在外地出差的安徽省省長王金山第一時間給省政府辦公廳發回傳真：“要切實搞清原因，究竟源頭在哪里？各環節有何責任？受害者損失咋辦？”

　　在此期間，阜陽開始了大規模的整治行動，從4月29日起，此項行動擴展到所有生活生產資料市場領域。阜陽市及下轄4縣3區的大街小巷、村鎮集市，四處閃現著查驗各種商品的“大蓋帽”的身影。

　　此時，“最大的壓力不是工作量大，而是心理上的壓力。”周毅生說。

　　媒體問責

　　到4月下旬時，幾乎阜陽城的每個角落都遍布著為采訪劣質奶粉事件而來的記者。記者們向遍布全國各地的媒體發出報道時，有一種聲音異常的整齊而洪亮：問責。

　　包括工商系統在內的很多當地官員都沒想到，這次劣質奶粉事件會“拉下來這么官員”。

　　“畢竟劣質奶粉的生產源不在阜陽。況且食品衛生質量監管屬衛生部門職責，工商局承擔的是協管責任。”當地工商部門的一位官員認為。

　　可是媒體并沒有因此放過“問責”工商部門。

　　“‘殺人奶粉’能夠長時間橫行市場，工商部門如何能辭其咎？”一家媒體在報道中說。

　　周毅生苦笑著解釋說，如果工商部門沒有做工作，情況恐怕已經不是現在這樣了。“去年7月份我們就開始清查市場上的劣質奶粉，并在當地媒體上發布過‘不合格奶粉公示’。”

　　但同時，“去年夏天的時候防SARS是放在第一位的；緊接著又是抗洪搶險，我們要嚴查建筑材料；接著是禽流感，我們過年時還在下面督察工作。”周毅生承認，在這種情況下，對于劣質奶粉引起的問題的確“思想上重視程度不夠”。

　　另一方面，周毅生認為現在這種市場管理方式像是“九龍治水”——除了工商之外，衛生、質監也都有權力進市場檢查、罰款，結果“(市場上)有利益的時候都伸手來搶，出了問題就只剩下我們看場子的工商了！”

　　5月20日，中央電視臺《時空連線》采訪了阜陽市工商局局長周毅生，并在連線對話中直接質問周毅生：“(作為)工商部門主要領導一把手，你想到過要引咎辭職嗎？”

　　周毅生當時的回答是：“我現在想到的不是引咎辭職的問題，因為什么？一個事情出來，你辭職你就能跑掉嗎？如果我僅僅因為這個事情出來，我現在馬上辭職，拍拍屁股一溜煙，這是負責嗎？……”

　　這是一次讓周毅生異常胸悶的采訪。

　　“他們在采訪中突然拋出來了這樣一個問題，讓我根本沒有準備……他們一共采訪了我40多分鐘，可播出的就這兩分鐘內容。”

　　據記者了解，早在4月底，監察部調查小組就曾與周毅生談話，將周毅生在劣質奶粉事件中的責任定性為“嚴重失職”。

　　曾任安徽省工商局監察室主任的周毅生當然非常清楚，“嚴重失職”的處理結果應該有多重。

　　那么阜陽市為什么沒有一名官員在劣質奶粉事件中主動引咎辭職呢？

　　當地流傳的一種說法是：事先并沒有人想到會處理得這么重。

　　對于這個問題，周毅生的解釋是：“引咎辭職并不是說就不用受處分了，該處分還是要處分的。既然應該由我來承擔這個責任，我就要堅持到站完最后一班崗。”

　　6月4日周毅生得知正式的處理決定。

　　6月6日和新任局長完成交班。

　　6月8日對周毅生的處理決定在市工商局大會上正式宣布。

　　反 思

　　周毅生自稱“帶罪之身”，在合肥家里要做的事情就是自我檢討和反思。而等候組織上的重新安排，他認為“那要一年之后了”。

　　在阜陽工作了兩年半的時間，周毅生最大的感覺是“在這里做一件事比在別的地方要多花上十倍的力氣”。這句話他反復強調了幾遍。

　　對他的這句話，當地一位官員的解讀是“一些基層干部和工作人員的素質太差”。這位和周毅生打過多次交道的官員認為，周算得上是一個“干事的人”，他在任期間對于阜陽市工商系統的干部隊伍建設還是作出了貢獻的。

　　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王懷忠和肖作新在阜陽任職期間，大批水平和素質并不高的人員進入了干部隊伍，甚至有某部門“一夜進了500人”的夸張說法。

　　周毅生回憶說，2001年12月他到阜陽市工商局上任的時候，這里“亂得一鍋粥”。

　　在阜陽市工商局任職的第一年，周毅生把精力主要花在了“穩定隊伍上”，第二年則開始了工商系統的機構改革。為了提高基層隊伍素質，周毅生又促成了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學校阜陽分校的成立。

　　“我的失誤在于手段太軟，考慮到一些矛盾也不能激化，沒有把一些崗位上不適合的人給及早換掉。”結果這成了周毅生現在最后悔的事情。

　　在阜陽奶粉事件中，這些原本可能被掩蓋的問題，在國務院調查組的全面調查和媒體的窮追猛打下，在短短的一兩個月里集中爆發：

　　先是潁泉工商分局周棚工商所兩名副所長白啟祥、李亭君，因涉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被阜陽市檢察機關刑拘；

　　接著太和縣工商局涉嫌大量偽造奶粉案件查處卷宗(見本報5月27日報道《阜陽劣質奶粉事件打假機關造假疑云》)；

　　不久之前，新華社記者又在太和縣發現“阜陽劣質奶粉事件中被撤職人員仍在上班”，并認為這是“陽奉陰違、哄騙國務院調查組”。

　　沉默的大多數

　　面對記者的采訪，大部分被撤職官員采取的態度是：沉默和回避。

　　這次被撤職官員中職務級別最高的是馬明業，阜陽市副市長，他受到的處分是“黨內嚴重警告、行政記大過，責令辭職”。

　　據知情人士透露，在處理決定公布之前的一次市長會議上，馬明業表示，相對于189個受害嬰兒和12個死亡嬰兒，“給什么處分都應該，我隨時準備告別。”

　　馬明業要求提前將自己的工作分解給別人，他認為“奶粉事件一分為二地看，對于市政府領導它是一筆財富，敲響了警鐘”。

　　馬明業在接到處分決定之后第二天就辦完了工作交接。最后一天中午，市里的幾位主要領導在市政府對面的清河賓館為馬明業設宴送行，可飯桌上的氣氛極其沉悶，沒有人說話，也沒有喝酒，只用了40分鐘草草吃完后各自散去。

　　據說馬明業在任的時候，黃昏時分經常和愛人出來散步，但是辭職之后，就很少有人再看到過他出來散步。

　　馬明業婉拒了記者的采訪，稱自己“現在就在家里看書學習，想要過一段平靜的日子”。

　　阜陽市政府副秘書長周云蓮手機和小靈通始終處于無法接通的狀態。周云蓮的愛人在電話中拒絕了記者的采訪，并表示對自己丈夫的事情“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據知情人士透露，周云蓮還一直在政府，6月24日還有人看到他在政府一樓開會。

　　記者打通了阜陽市工商局副局長楊偉的小靈通，楊偉稱正在外地休假，也處理一些私人事情。至于什么時候、下一步如何安排現在還不知道。

　　阜陽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局長楊樹新因涉嫌徇私枉法已被移送檢察機關對其問題作進一步調查。

　　另一位被責令辭職的市衛生局副局長丁麗玲也自稱“在外地休息”。她告訴記者，手上的工作已經移交給局里的一把手，自己的頸椎不好，現在正在休息。對于今后如何安排“暫時還沒有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