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一年：“下課”官員今安在

　　編者按：以往，出再大的事故，發生再惡性的行政違法事件，除了懲處幾個直接責任者以外，高層官員承擔政治責任的并不多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主政以來，秉承“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的理念，問責漸成新氣象。從罷黜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到問責密云燈會踩踏、開縣井噴、海寧火災、吉林中百商廈大火、阜陽劣質奶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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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嘉禾違法拆遷，短短一年零兩個月來，罷官浪潮一次次地出人意料，一次次地堅定人們對政治文明進程的信心。

　　以下展開的，就是近日本報多位記者奔赴各地采寫回來的那些“下課”官員的信息。

　　□本報駐京記者 壽蓓蓓

　　每個工作日的上午9時，孟學農都會準時來到位于北京市宣武區南線閣的一幢磚紅色六層小樓上班。與周圍的建筑相比，這棟樓的最不尋常之處是有武警站崗。

　　這是2003年年底才正式掛牌辦公的“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在SARS肆虐期間去職的北京市前市長孟學農，“塵封”5個月后，到此就任辦公室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在官方網站上，孟學農的職務后面加了一個括號，注明“正部長級”。

　　“他因為SARS下臺非常可惜，”一位在北京市抗擊非典領導小組工作過的官員說，“他才54歲，在部級領導里算年輕的。”

　　2003年4月20日，孟學農與張文康一道被宣布免去黨內職務。同一天，他提出辭去北京市市長職務，此時距他當選市長只有短短3個月。

　　免職的消息立刻成了國際新聞，中國政府形象為之改觀，而在國內政界則堪稱引發了一場“地震”，被認為是新一屆政府執政以來掀起問責風暴的開端，后來僅在SARS期間被問責的官員就達上百人。

　　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屬于國務院臨時性機構，級別為正部級，承擔工程建設期的行政管理職能，辦公室的首任主任是溫家寶總理。

　　孟學農沒有印新名片，從前做市長時他是有名片的，用于外事活動。現在他的訪客很少，倒是有《大公報》等不少香港媒體申請采訪他，但都被一一拒絕。

　　“我不接受采訪，”孟學農說。面對本報記者的采訪申請，他一視同仁地保持謹慎。

　　孟學農的辦公室在走廊的盡頭，是一個套間。6月25日，他戴著眼鏡坐在辦公室里，面容白凈，頭發烏黑，言語風趣，氣定神閑。

　　他正通過辦公桌上的筆記本上網看阜陽奶粉的幕后追蹤報道，邊拉光標邊說：報得還挺詳細。記者提到，阜陽一位政府官員剛剛自殺了，他立刻糾正：是福鼎市一個質監局局長。

　　至于何時能接受記者采訪，孟學農面色一沉，“十年以后，” 他說，“十年以后我就退休了。”

　　“歷史越久遠越清晰”，這句話，他謝絕采訪時前后說了兩遍。

　　相對于北京市市長，孟學農現在的職務無疑沉寂了許多，他的一位舊部說：“那叫什么事兒啊，比原來可差遠了。”

　　反差更大的是張文康。他于2003年10月就任宋慶齡基金會副主席以來，他的辦公室總是空著，就連他的秘書也不坐班。

　　“他是一個特殊的安排，”基金會秘書處一位人士說，“張文康在基金會里沒有分管工作，有重要活動時邀請他出席。”

　　宋慶齡基金會在社會團體組織中比較特殊，擁有“副部級”級別和事業單位編制，機構領導無論基金會主席胡啟立還是副主席張文康，都是由中組部任命的。與孟學農一樣，張文康到新的崗位后也沒有接受過媒體采訪。

　　“新一屆政府一定要做一個敢于負責任的政府，透明的政府”——這句話是孟學農作為北京市新任市長，于2003年1月19日在新市長記者見面會上說的，豈料3個月后，他就為不透明負了責任。

　　對于孟學農本人，這也是一個大大的意外。據他當時的一位下屬介紹，剛當市長的孟學農真想干些實事，還給市政府研究室布置了課題，研究如何使政府在決策之前能充分聽取專家意見。

　　同樣感到惋惜的還有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主任應松年教授。他在2002年省部長培訓班上講授依法行政課程時，與孟學農打過交道，對其印象是“謙和”、“樸實”，后來孟學農曾經邀請他到北京市政府做專家咨詢。

　　作為北京市人大代表，應松年在孟學農當選北京市市長的那次選舉中，投了他一票。“投票的時候，我問了身邊的其他代表，說他是個挺不錯的人，實事求是，從北京市工商局干上來的。”應松年回憶。

　　“當時沒想到非典會鬧那么厲害，國務院實事求是地抓了一下，他就‘倒霉’了，大部分人很為他惋惜。”應松年一連說了兩個“實事求是”，似乎互相矛盾。

　　如果免職方與被免職方都實事求是，為什么還會免職呢？究竟是什么責任，宣布免職的新華社簡訊中并沒有說明，而疫情擴散的實情卻透明起來。

　　就在二人被免職的當天，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北京市的非典病例飆升至339例，幾乎是5天前公布數字(37例)的10倍。仿佛有一只手調轉了指揮棒，疫情信息的公開程度前所未有。

　　“開始出現問題的醫院基本不是北京市的醫院，”一位參加過防疫工作的官員例舉道，“這些醫院聽你的嗎？連信息都不給北京市報。”

　　直到2003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批準成立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聯合工作小組，才把北京地區醫院的管轄權統一歸口。

　　第二天，北京SARS病例的數字第一次匯總出來。溫家寶總理當天在視察時說，“決不允許緩報、漏報和瞞報。否則要嚴肅追究有關領導人的責任”。

　　第四天，公布數字；與此同時，宣布張、孟免職。

　　有人形容，聞訊二人被免職，各省省長“為之一驚”。“那時候真挺大意的，以為SARS是地方病，瞧廣州、香港鬧得挺兇，搶購食鹽、板藍根都感覺新鮮，有隔岸觀火的心態。”這位人士說，“免了兩個人，比發任何文件效果都好，起到震懾作用。都愣了，本來忙著抓GDP、招商引資，立刻都以防治非典作為頭等大事、重中之重。”

　　即使一些報以同情的官員，對一舉扭轉局勢的效果也表示贊許，有人套用古代整頓吏治的用語說，“一家哭好過一路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