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康 莊 新都報道

　　李仲彬出于謹慎考慮，一再婉拒采訪，但他在新都6年主政的老搭檔羅時武卻比較爽快地接受了采訪。6月12日的寶光寺，記者與羅時武的話題從一本還未付梓的書稿開始。

　　羅時武是新都人，已在新都擔任區縣領導17年，李仲彬當縣長，他是常務副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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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仲彬當區委書記，他是區政協主席。他將新都木蘭鎮黨委書記直選前后編成了一本書，書名就叫《直選黨委書記》。

　　他說，新都難得有這么一個好機會，雖然自己“不能像李仲彬那樣連節假日都全泡在農村”，但很愿意積極參與到這場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中來。

　　《21世紀》：新都的改革是全面而大膽的，為什么能在幾年時間里沒有任何阻礙地順利進行呢？

　　羅時武：首先，大氣候催生了新都改革。中央新一屆領導班子多次指出，要重視基層民主，要推進村務公開，成都有關領導也很支持新都改革，甚至多次關注新都的試驗，客觀上為新都創造了外部條件；其次，這跟領頭人有關系。李仲彬是個很有政治敏感性的人，他把改革的度一直掌握得非常好，不會越過底線做憨膽大的事。

　　此外，新都的老百姓，從建國以來一直不斷得到改革的實惠，原來它是最早進行改革的老3縣之一。與其他地方相比，新都進行基層民主政治建設試驗的基礎要厚實得多，比如經濟基礎、民主意識等。在生存壓力仍然很大的時候，如果民主成本太高，老百姓可能就寧可不要。而新都的老百姓得到的是不斷拿到手的實實在在的利益，而且經濟條件好了，就一定有參政議政的需求。

　　同時，新都的改革完全從干部、群眾利益出發，是絕對不一樣的。

　　說句不恰當的話，我曾經當過新都的常務副縣長，如果我來主政新都的話，民主化進程絕對沒有那么快。李很好的抓住了機遇。他當過軍人，細致，講究布局，更注重程序性。

　　《21世紀》：你覺得目前進行的新都改革與李仲彬有什么關系？新都已經有多次謠傳他要調走，如果李走了，這場改革還會繼續嗎？

　　羅時武：有一個好的領頭人非常重要，我曾經跟李仲彬聊過，他6次面臨生死的考驗，喝了酒以后帶著炮手、水槍手往前沖。你們注意，一般口號是，同志們，沖啊——領導人往往站在后面；李仲彬的這個口號是——同志們，跟我沖。李相信養兵千日用兵千日，而不是用兵一時。他最早就提出了16字的“有警必出”。

　　有次農民兄弟之間分家打架，李仲彬去勸架都沒有拆開，后來他毛了，吼“我是縣長，格老子分開”。他是一個非常真實的人。

　　好人，是點的問題，但好官是面的問題。李是新都的一面旗幟。

　　《21世紀》：據我們所知，在新都區領導班子里你是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鐵桿支持者，又是經常與李仲彬唱對臺戲的人。為什么會這樣？

　　羅時武：李仲彬剛到新都我們只覺得來了一個英雄，但慢慢地我們發現他是一個好官。

　　我最佩服的官員就是李仲彬，打心眼里佩服。但說句老實話，我絕對不會變成李仲彬第二，我還有妻兒老少，我不愿意沒日沒夜。目前我們所做的一切，對集體是沒風險，但對個人有風險。

　　講點他的隱私，李仲彬的老婆是下崗工人，目前在火車北站擺了個攤攤做小吃生意，李有時候還會回去幫忙洗碗洗盤子什么的。更為苛刻的是，李竟然要求他的親兄弟，只要他在成都，就不希望兄弟到成都工作，回老家眉山呆著，家里幾間房子，李也不要，讓他們湊合著過。

　　《21世紀》：你們自己有沒有作過總結，新都當前的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有沒有失誤？你們有什么辦法能預防或彌補這些失誤？

　　羅時武：李書記談直選有三個問題必須要解決：一是直選更多是憑情感；二是票決的絕對性有礙于領導人選擇的正確性；三是票決的錯誤責任難追究，集體責任就是沒有人負責的責任。

　　事實上我覺得直選中還有出現上世紀50年代的黨員選21世紀的干部，因為年紀差距太大，出現了一些很搞笑的場面。這讓我們認識到鄉村黨員結構必須進行調整——必須年輕化，必須主流。事實上，直選后，主動要求入黨的農民多了，尤其是年輕人多了，這是我們最高興的變化。

　　此外學歷成為直選的門檻我覺得也有點絕對化，實在有能力的是否還是可以考慮放松。

　　目前我們最希望能有人能有勇氣站出來，頂著李仲彬干，最后互相有理有據地對證，這也是我們堵漏最有效的辦法。

　　《21世紀》：但這些改革畢竟是在超前地試探，你對新都的未來有擔心嗎？

　　羅時武：我對新都的未來沒什么擔心，只是擔心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是否能完成配套機制建設，因為民主不是萬能的。從個人來講，就是擔心自己的進步問題。一刀切不對，但切一刀是可行的，它可以解決隨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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