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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rshall Loeb我這里要談的問題是自信滿滿的“新經濟”的贏家所不愿提及的。
知道如何使用電腦和其它高科技工具的人們的生產力迅速提高了，相應地，他們也變得更加富有。當然，這是件好事。
但那些不知道如何使用這些工具的人們卻愈來愈遠地被拋在后面。這卻不太妙。
愈是富有，則愈是有機會享受創新的成果。我們一次一次的聽到這樣的說法，“高科技擁有者”和“高科技缺乏者”--基于知識--之間的差距愈拉愈大。
21世紀最大的全球性問題將是，富人與窮人之間、舒適生活的享受者與對生活不滿者之間以及所謂的北半球與南半球之間的沖突由于資訊科技的傳播而加劇了。正因為如此，全球經濟--以及就業狀況--愈來愈建立在創新和知識的基礎上。
麻煩的是，愈來愈多國家的人們正迅速被畫分成兩個群族：一些人受到良好的教育，有競爭能力，可以獲得好的工作；另一些人則沒有受到好的教育，也因此沒有好的職業。為什麼監獄人滿為患？這是個主要原因。
一方面，電腦(以及其它新科技的表現形式)會成為人類了不起的教師和助手；另一方面，除非我們找到向公眾--不論貧富--廣泛傳播知識和新經濟的正確途徑，否則新經濟將成為兩極分化的罪魁禍首。這不能不說是個極大的諷刺。
富者愈富
在世界許多地區，富者愈富，窮者愈窮，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在過去20年中，電腦得到極大的普及，同時所得的分配也變得更加不公平。
藍領工人今天的所得較上一代人下降了，而職業人員的所得卻增加了，這也是事實。“富比士”報導，自1977年以來，美國人口中最窮的五分之一的所得下降了9%。與此同時，中產階級的所得增加了8%，高所得階層的所得更是飚升了43%。
聯儲經濟學家肯尼科(Arthur B. Kennickell)估計，1%最富有家庭擁有的資產凈值的比例從1992年的30.1%上升至1998年的34%。與此同時，美國每五個孩子中就有一個生活在貧困之中。
在欠發達國家中，這種情況更為嚴重。
全世界62億人口中有40億每年的所得低于1500美元，包括印度、印尼、中國農村以及非洲的大部分人口。而北美、西歐和日本人口的平均所得超過1萬1500美元。
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發達國家以科技為主導的經濟成長比欠發達國家更為迅猛，而欠發達國家的人口成長卻更加迅速。
數位革命的副作用
位于華府的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的資深科學家哈蒙德(Allen L. Hammond)指出，“叁與數位革命的人們與錯過它的人們(包括那些從未使用過電話的占世界一半多的人口)之間以及由此帶來的生產力和財富的差距愈來愈大。網際網路也許會改變使用它的人們的一切，但每20個人中就有19個卻無緣利用它，對這部分絕大多數人口而言，網際網路也無能為力。”
State Street Bank的總經理佩斯奧德(Avinash Persaud)說，“知識的差距極可能拉大貧富的差距，從而使欠發達國家被限制在相對貧困的地位。過去五年來，有預示作用的金融市場情況表明，知識經濟實際上將拉大貧富差距：從1995至2000年，新興市場的主要股票下跌了27%，而發達國家中的主要股票卻上揚了43%。”
更嚴重的是，人才從欠發達國家流向發達國家的數量有增無減。美國、德國和日本都積極鼓勵欠發達國家熟練工人的移入。
欠發達國家幾乎在所有方面都滯后。拿有資料可查的最近一年1999年來說，印度每1000人中只有1人擁有行動電話，而美國每1000人中使用行動電話的達310人。相反，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中的發達國家只占世界人口的20%，卻擁有新專利總數中的90%。
英國“經濟學家(Economist)”雜志稱，所有這些將導致“許多失業和憤怒的年輕人，新的資訊科技為他們威脅生活于其中的社區穩定提供了新的途徑，甚至威脅到發達國家的社會安全。”
縮小差距的途徑
能夠縮小這個差距的措施很少。但采取合理步驟使那些缺乏電腦的人--尤其是年輕人--擁有它不失為一條途徑。大量研究表明，許多兒童早期教育計劃，如Head Start，實在是一項了不起的投資。
為了努力縮小國際貧富差距，欠發達國家應該理智、積極地鼓勵來自發達國家的投資，而不是像現在那樣經常采取限制措施。顯然，第三世界需要更多的科技創新。
美國和其它工業國家也應該負起責任，減少和廢除眾多貿易壁壘，向低所得國家開放它們的市場。目前，對來自欠發達國家的紡織品和農產品等進口商品的關稅高于來自工業國家的出口商品的關稅。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政治經濟學教授韋德(Robert Wade)說，“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正如全球的變暖，具有擴散性、長期性和緊迫性的特點。問題是，這種不平等的局勢似乎離一觸即發的時刻不遠，隨時可能因其導致的政治動蕩和移民問題直接損害到發達國家的社會安全和公眾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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