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導讀:曾經紅極一時, 最終卻遭遇拋棄, 創、投分歧,轉型失敗, 誰才是扼殺紅孩子的兇手?
一個“孩子”,曾是人人夸贊的“優等生”,短短幾年之間,竟退變成前途渺茫的“落后生”,以至于在8歲時就遭到遺棄。
它就是“紅孩子”。從2004年開始,憑借DM(目錄銷售)直銷母嬰用品業務,它迅速躥紅,后來向互聯網轉型,產品線橫向擴張至化妝品、食品等家庭消費品,卻從此舉步維艱。9月25日,蘇寧在南京總部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以6600萬美元全資收購紅孩子。
在當天的發布會上,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紅孩子的VC股東們無一人出席。此前它共進行過四輪私募融資,總額為8000萬美元,北極光創投、NEA和凱旋創投是紅孩子的主要投資方,共持有60%以上的股權。集體缺席或許表明,對它們來說,6600萬美元的售價,并不是一個值得驕傲的回報。
事實上,在那之前兩個月,蘇寧即將收購紅孩子的傳言已經滿天飛。那時候,李陽就不斷收到朋友們的電話和短信,祝賀他接下來會有不錯的收益。李陽是紅孩子創始人之一。2008年底,他中途離開了紅孩子,并套現了少量股權,對價是幾百萬元人民幣。
直到目前,李陽“還算是紅孩子最大的個人股東之一”。但他沒有被告知,自己在紅孩子的剩余股權還能帶給他多少收益。很明了的是,即便是那些擁有“優先清算權”的VC,也可能收不回全部的本錢。
“我最郁悶的是,如果這個企業是在我手里做敗的,我把VC的錢揮霍了,最后企業賣了,我一分錢也拿不到,我也甘心。但在我走的時候,這個企業已經做得相當牛了,基本上做到了中國第一了。在零售行業,你想把企業做好挺難,但你要把企業做敗更難(現在有人做到了)。”10月中旬,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電話那頭的李陽,語氣有些激動。
不難理解李陽的“心有不甘”。2004年,紅孩子以“目錄+網絡”的方式,開始涉足母嬰用品零售時,劉強東剛剛注冊了“京東商城[微博]”域名,當當也才獲得第二輪融資。2008年李陽離開時,紅孩子依然與京東、當當營收規模相當,分別為10億、13.2億和7.6億元,一度被外界稱為垂直電子商務市場的“三駕馬車”。
不過,今天的紅孩子與京東、當當,已經明顯不在同一量級了。據蘇寧的公告,2012年,紅孩子營收預計將為10億至10.5億元,而后兩者2011年的營收,就已分別達309 億和36億元。而當年同樣以目錄直銷母嬰用品起家,并與紅孩子直接競爭過的愛嬰室,2012年7月已遞交了在深交所上市的申請。
在同行、供應商以及李陽眼里,蘇寧以6600萬美元收購紅孩子“是個不錯的價格”,甚至有人認為蘇寧“買貴了”。“我們替紅孩子感到惋惜,已經是兩三年前的事了。”一個紅孩子曾經的奶粉供應商駱啟迪(化名)對本刊記者稱。
回憶起2008年之前的紅孩子,一位離職員工用“鮮花著錦,烈火烹油”來形容其盛景,但讓她驚訝的是,轉眼間就“呼剌剌似大廈傾”了。命運如此沉浮背后,紅孩子經歷了什么?到底是誰,扼殺了這個曾經的電商希望之星?
崛起
2003年,王爽在北京開了一家母嬰用品零售店,很快就實現了盈利。這讓王爽格外驚喜。她開始與丈夫李陽分享起做“目錄銷售”的想法,后者是軍人出身,那時正在經營一家廣告公司。2004年春節剛過,李陽就完成了“目錄直銷母嬰用品”的市場調查和商業計劃書的撰寫,3月份,他就關掉了自己的廣告公司,與三個朋友一起成立了紅孩子。
先被李陽找來一起創業的是楊濤,他們各向紅孩子投入60萬元,后來他們又引入了另外兩名伙伴郭濤和徐沛欣,二人分別投入了40萬元,因此,他們四人在紅孩子的持股比例為3:3:2:2。最初,只有李陽和楊濤在參與公司運營,徐沛欣及郭濤,更多地扮演了“財務投資人”的角色。
讓他們喜出望外的是,紅孩子靠著一本琳瑯滿目的產品手冊,迅速躥升為母嬰市場的新星,第一年就實現營收600萬元,第二年4000萬元,第三年1.2億元,第四年4億元。
可以說,紅孩子趕上了DM在中國市場的最后輝煌。那時候,雖然當當網[微博]、貝塔斯曼在線、卓越網和eBay[微博],已經讓“電子商務”成為了一個熱門詞匯,但通過互聯網購買商品,對于中國絕大多數消費者來說,依然是一個陌生的方式。正因為如此,日后幾乎被電子商務全面替代的目錄銷售,當時依然擁有巨大的市場。
那時候,同樣通過DM直銷,愛嬰室、小康之家等都在迅速壯大。“(母嬰用品)需求本身是存在的,DM是無店鋪銷售,比零售店有成本和價格優勢,關鍵是我們通過DM將信息傳遞給更多人,而且我們可以送貨上門,產品也越來越完整。”愛嬰室創始人兼總經理施瓊,如此分析當年母嬰DM的迅速崛起。
今天,施瓊有些慶幸的是,愛嬰室當年沒有繼續做DM,否則肯定做不過紅孩子,“一是因為對方DM確實做得水平高;第二,紅孩子最初的管理團隊很合理”。
紅孩子的確創造過多個第一。它是母嬰B2C領域第一個拿到風投投資的,2005年底,紅孩子出讓30%股權,獲得北極光和NEA300萬美元投資。它也是國內第一個多城市擴張和自建物流的母嬰B2C,2008年時,紅孩子已經在全國有16個分公司,配送隊伍人數近2000人。那一年,紅孩子營收首次突破10億元,虧損不超過3%,其中,母嬰品類營收7億元,盈利1000萬元,化妝品、家居、保健品和3C業務,則略有虧損。
那時候,紅孩子仍是一個成功的創業公司。
沖突
2008年10月底,李陽和王爽夫婦去了趟西藏——他們認為那是洗滌心靈的圣地。與他們同行的一位朋友說,他們“很郁悶,心結沒有打開”。
這并不難以理解。就在那之前不久的10月6日,紅孩子剛剛經歷一場“政變”,結果是,李陽夫婦被要求立即離開自己一手創辦的紅孩子。這是董事會的決定。
矛盾的另一方,是公司的另一創始人徐沛欣。他真正介入紅孩子的運營是在2006年9月。2006年,紅孩子完成第二輪融資,北極光和NEA又投入了300萬美元,持股比例也由30%上升至50%。失去控制權的李陽和楊濤,感覺與資本打交道吃了虧,于是,他們邀請徐沛欣擔任公司CEO,負責與投資人及外界溝通,李陽和楊濤則任執行總經理,負責不同業務。
在這之前,徐沛欣已是基金投資人,“想法很多”是他留給外界的印象。加入紅孩子后,徐沛欣曾受到歌廳點歌器的啟發,想開發一種新型的購物界面,把液晶屏免費安裝到消費者家中,不僅可供消費者在這個界面上搜索商品,還可以播放廣告,徐為此還在公司里成立了研發小組。但這一項目很快被董事會叫停。“我一聽這事,談都不想談。”李陽回憶說,在公司會議上,徐沛欣的創意常常被他打擊。
在徐沛欣出任CEO之后,其與李陽在公司發展戰略上的分歧,日漸凸顯。矛盾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其一,李陽堅持做強,每擴張一個品類,他考慮的關鍵是能否掙錢,并且,他特別堅持要做精母嬰業務,他還找人代工貼牌生產紅孩子自有產品來提高毛利。但徐沛欣則堅持先做大。2008年,紅孩子與銀行合作,推出分期付款商城,銀行信用卡持有人在商城購物后,可根據信用卡賬單進行分期付款,紅孩子希望以此切入3C。“這是老徐管的業務,一個月能有上億的銷售,但賣的都是電腦、手機類的產品,都是賠錢的業務,我根本不愿意上。”李陽直言。其二,徐沛欣曾提出“四大馬車”戰略,即紅孩子向多元化發展,除了零售,還將進入物流、傳媒、金融三大領域,但李陽則堅持只做零售。其三,徐沛欣堅持要上SAP信息化系統,對公司進行IT改造,對此,李陽并不認同。其四,李陽堅持創業文化,徐則希望推行職業經理人化。
分歧,導致了激烈的對抗。雖然徐沛欣貴為CEO,但李陽亦實力不俗。彼時,他本人主管紅孩子百貨、健康、母嬰三個事業部以及全國16個分公司,其妻王爽則負責母嬰事業部的采購。也就是說,李陽夫婦掌控著紅孩子80%的業務。所以,李、徐二人當時“誰也不能說服誰,關系鬧得很僵”。
2008年10月4日,徐沛欣找李陽談話,內容大致是,他和他妻子王爽必須有一人離開,但這次談話最終無果。2天后,就發生了VC代表董事會通知李陽離開的那一幕。
“這是一個2:1的選擇。”紅孩子投資方、北極光創投創始人兼董事總經理鄧鋒解釋稱,當時,公司的另外一個創始人楊濤,也選擇了支持徐沛欣。就“讓李陽離開”的決定,他們還征求了其他高管的意見,“這畢竟是巨大的變動”。
選擇
在創業團隊內訌發生之時,2008年底,紅孩子已經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當時,紅孩子絕大部分營收來自DM,但這種模式正受到互聯網的猛烈沖擊。它的競爭對手愛嬰室,已經開始將業務重心轉向線下門店,也在試圖向互聯網轉型。紅孩子,必須作出選擇。
在紅孩子的一個VC股東看來,紅孩子向互聯網轉型勢在必行。而這一判斷,也最終影響了他在“更看重效益的李陽”和“更看重規模的徐沛欣”之間作出的選擇。“在零售導向的電子商務生意里,最重要的是規模,我不介意公司短期內沒有盈利。”他說,“既然雙方立場不能調和,VC總得表個態、選一方吧。”
很難判斷這個選擇的對與錯。據稱,當時,得知李陽、王爽離開紅孩子的消息,它在北京最大的競爭對手,內部“彈冠相慶”,慶幸“從此無憂了”。
而對于那些與紅孩子長期合作的供應商來說,這顯然不是個好消息。在紅孩子成立不久后,駱啟迪就成為它的供應商。2008年時,他的供貨額已經在紅孩子占有相當比重,并且,他與李陽、王爽的私交不錯。之前,紅孩子哪怕有再大的困難,只要和李陽、王爽說一下,他們都會用一些特殊方法,保證駱的貨款。但二人離開之后,“完全是公對公的標準來做了”。
駱啟迪稱,紅孩子團隊變動后,包括他在內的不少供應商都有了心理落差。“特別是大的供應商,如果配合的好,比如,提供更多促銷資源,就能改善它的庫存管理效率;中國奶粉每年都漲價,如果我提前讓它囤貨,對它的毛利就有很大幫助,‘有交情’和‘公對公’是完全不同的結果,送貨及時性和貨源保證性,各方面都會有不同”。2010年之后,駱啟迪已經停止了對紅孩子的供貨。
李陽離開后,至2009年,紅孩子與供應商的關系,已經處在“有史以來最緊張的時期”。當時,紅孩子一位分公司負責人在寫給董事會的信中提到,當時,在全國范圍內,仍然有大量供應商沒有和紅孩子簽訂2009年的供貨合同,“我們單方面延長了賬期,在短期內來看,我們可以獲取良好的現金流貢獻,但我個人不認為這是一件特別值得驕傲的事情”。
在紅孩子的老員工看來,李陽夫婦的離開,是人心渙散的開始。王紅軍(化名)從2004年就跟著李陽一起創業,但2010年6月他離職了。“以前一直跟著他們(李陽、王爽)干,我們一兩年不加工資,多跟他們溝通一下,我們就干勁十足了,但他們離開以后,感覺干得再好也沒用了。”
2011年初,曾經默許徐沛欣驅逐李陽的紅孩子執行總經理楊濤,亦以“長期休假”的方式離開紅孩子,四位創始人中,只剩下徐沛欣一人。
彎路
李陽的離開,給了徐沛欣大展拳腳的機會。在他領導下,紅孩子在零售、傳媒、物流和金融四大領域加速擴張,并在公司內部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但今天回頭看,或許正因為紅孩子走了這些彎路,才在電商大潮迅猛崛起之時,貽誤了戰機。
2007年,紅孩子旗下的紅品傳媒推出了一本高端雜志《insider社交商圈》,徐沛欣任出品人,這是一本專門介紹當今中國上流社會生活品位的高端雜志,紅孩子的投資人,包括鄧鋒,都曾出現在雜志的封面報道中。紅孩子創辦這本雜志的最終目的是,進入奢侈品領域。但在虧損了幾千萬元后,這本雜志被剝離到徐沛欣自己擁有的一家公司名下。
2009年,紅孩子將自己的物流部門獨立出來,成立宏品物流,不僅承接紅孩子的訂單,也承接第三方業務,目標是打造一家能與順豐[微博]、宅急送[微博]等一爭高下的大型物流公司。但2011年,紅孩子又裁撤了各地的物流公司,將這塊業務重新納入公司內部。紅孩子物流部門一個離職員工稱,宏品物流也讓紅孩子虧損不少。
而所謂的“金融”,則是指紅孩子與銀行合作的“信用卡分期付款商城”。徐沛欣希望借此發展新用戶,切入3C業務。但結果,這一業務同樣以虧損收場,2010年底,紅孩子將商城和目錄服務一起并入網站中統一管理。
在一系列并不成功的嘗試之后,紅孩子最終回到了正途:重新聚焦零售,并真正發力互聯網。但這個時間,已經是2010年第三季度。
2011年2月,紅孩子大幅縮減了廣州、深圳、大連和西安的目錄業務;同期,紅孩子旗下的繽購網上商城正式上線,紅孩子在線上開始了兩條腿并行的時代:紅孩子網站主營母嬰用品,繽購則定位于化妝品、食品、保健品等。對于線上零售業務,紅孩子的定位是,一個基于女性的、以互聯網為主要渠道,輔之以電話中心、手機客戶端乃至平面媒體的“立體化一站式購物平臺”。
不久前,徐沛欣公開稱,紅孩子用了兩年時間“從目錄完全轉向互聯網”,至2012年6月, 紅孩子互聯網銷售占全國銷售總量的近 80%。但“互聯網漲一塊,目錄上砍一塊”,此消彼長,紅孩子的總營收依然停滯不前。
對手
2010年第三季度,在兩年的蹉跎之后,當紅孩子真正發力互聯網時,這個江湖已經大大不同了。
2010年7月,京東推出母嬰頻道,當年11月銷售額破千萬元,2012年3月,其已成為中國B2C“首家母嬰業務月銷售額超億元”的企業。駱啟迪如今也是京東的供應商,他預計,2012年京東母嬰頻道營收有望過20億元。
2011年11月,當當網CEO李國慶[微博]透露,當當的母嬰產品增長率超過300%,月銷量達3000萬元,已超越紅孩子。與此同時,天貓[微博]、1號店的母嬰業務也在迅速增長。“這意味著,用戶在向這些平臺轉移,包括紅孩子的用戶。”駱啟迪認為。
但紅孩子最大的對手,還是它自己。“(2008年之后)紅孩子增長緩慢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電子商務到來的時候,目錄受到巨大沖擊,紅孩子要迎接市場變化,但問題是,團隊沒有電子商務的DNA。”鄧鋒分析說。
早在2008年,徐沛欣就請求董事會給他兩年時間,在紅孩子內部進行IT改造和企業文化再造。在他看來,“每個公司都會經類似的階段,只是看他們選擇什么時候而已,如果當你銷售額上去了、規模上去了之后再做這件事,風險系數也不一樣了”。
為實現向電商轉型,徐沛欣就四處找人,不惜高薪聘請職業經理人,在這場被徐沛欣稱為“職業化進程”的變革中,紅孩子先后有幾十個中高層被替換。
但包括李陽在內的不少人質疑,那個階段的紅孩子,是否需要聘請年薪百萬的職業經理人?這個過程中,招到的人是否合適?在前述離職員工王紅軍看來,職業經理人與老員工之間的磨合,讓紅孩子付出代價,他就舉例說,紅孩子曾引入一個總監管理南方物流,他到位時帶來一批部下,但當這位總監離職時,他的部下也都很快離開。“而且,新來的高管上任后通常會對一些規則和方法進行調整,如果他因某種原因離職,后來的人又要重新調整。”王紅軍認為,“這對公司的傷害是比較大的。”
至于IT改造,徐沛欣這樣解釋當時的原委:2008年,紅孩子的財務怎么都算不清楚賬,無奈之下,請會計事務所德勤來審計,但最后,他被德勤的人告知,“老徐,你別審了,你的IT系統有問題”。
IT改造,得到了VC的支持。鄧鋒認為,紅孩子2008年之前高速發展時積累的問題,到了必須要改的時候,“要把企業做大,有些基礎的東西你不建能行嗎?”不過,紅孩子是否一定要上耗資幾千萬元的SAP系統?畢竟,它在中國的成功率只有35%。李陽在任時,始終極力反對上SAP,楊濤也曾評價說,“此物(SAP)甚好,電商慎用”。
但在徐沛欣的力主下,紅孩子終于引入了SAP系統。他希望,“建立一套可以承載公司更大發展的流程,完成公司的職業化、法制化的轉型”。
不過,紅孩子巨資引入的SAP系統,并未有機會發揮其潛力。雖然2008年銷售額已突破10億元大關,但之后幾年,紅孩子的增長卻幾乎停滯,2010至2012年,紅孩子公開的營收數據分別是15億元(與2009年持平)、10億-15億元、10億-10.5億元。
“老徐代表的是一種投資人的文化,思維也非常跳躍,我們公司的中層聚會時說,紅孩子最后是死在了CEO的夢想實驗上。”李陽稱。而在復盤紅孩子“從紅極一時到迅速衰落”的過程時,鄧鋒認為,“紅孩子最大的問題是執行的問題,比如招人招不招得到,或者招了一個人回來但這人卻不行,而你時間就過去了”。
在前述VC股東看來,對于需要從DM轉型到互聯網的紅孩子而言,邁出“從0到1”的那一步,并在短時間內累積起自己的實力,是大是大非,在此期間,走一些彎路是必然的。“但你要問我,紅孩子一路過來,在招人方面,是否可以招得更好,在組織大家干活方面,是否可以做得更好?我的答案都是YES。”他說。
2011年下半年,陳非供職的保健品公司開始在紅孩子銷售產品,同時它也給京東、當當等供貨。不同的是,紅孩子每月銷售額在幾千到一萬元之間徘徊,而京東、當當每月的規模可達30多萬元。
在陳非看來,紅孩子雖然定位為B2F(Family),但它對消費者在母嬰產品之外的需求挖掘還不夠,并且,“我個人認為,紅孩子的營銷做得不夠好,沒有支撐到它所做的那些東西。比如,京東每引入一個新品類,都有各種營銷,包括噱頭炒作,讓人知道京東不只是賣3C的,而且,讓很多人認為京東的東西便宜,但其實未必,不過它給人的感覺就是這樣”。
拋棄
從2010年起,駱啟迪便停止了與紅孩子的合作,卻開始向京東、1號店等平臺供貨,他的理由很簡單,“在百分之十幾的增長、百分之幾百的增長,和原地踏步甚至是倒退之間,你會選哪一個?”
甚至,在競爭對手的腦海中,紅孩子已經開始被淡忘了。一位競爭對手稱:“大家都不重視它,不帶它玩了,它愛走哪兒走哪兒。”
在增長停滯的同時,對這家VC控股的創業公司來說,更致命的是,它的財務狀況在不斷惡化。李陽提供的數據是,2008年紅孩子營收10億元,虧損1000萬元;但2009至2011年,它規模沒有增長,虧損額卻分別達到8000萬元、1億元和1.2億元。
而過去幾年,紅孩子共完成四輪融資,總額僅為8000萬美元。相比京東、凡客的融資額,這幾乎是個微不足道的數字。據公開數據,京東累計融資額已達15億美元,凡客亦已經吸金4.22億美元。
2010年春節過后,紅孩子曾有過一絲再次獲得“輸血”的希望。當時,老虎基金給國內三家電商公司開出投資意向書,包括紅孩子、京東和凡客。但盡職調查之后,老虎選擇了另外兩家。“VC投的是高速成長。”李陽認為,而那時候的紅孩子,已經增長停滯甚至是開始衰退。
之后,徐沛欣一直在尋求新的融資,但這并不容易。在蘇寧宣布接手紅孩子之前,有傳言稱“紅孩子賬上已經沒錢了”,所以又進行了一輪“流血融資”,估值只有幾百萬美元。鄧鋒能證實的是,紅孩子在被并購前的確引入新一輪私募,北極光、NEA、凱旋創投以及徐沛欣個人都有參與,另外還有一個新的投資人,但股權比例變動不大。在這輪融資的投資條款中,“內容還涉及,如果將來賣掉怎樣分錢”。
賣掉紅孩子,或許早已是共識。前述紅孩子VC股東表示,中國現在的電子商務“完全看不見前景,而且需要很大的資金去養,必須做到一個相當大的規模,才可能出現所謂的規模效應”。從這個角度判斷,他們認為,紅孩子與一家大公司合并,是更好的選擇。鄧鋒也對本刊坦言:“目前整個電商燒錢很厲害,紅孩子已經融了8000萬美元,如果再往里補,要補多少?再補8000萬?關鍵是,燒了錢還不知道結果會怎樣,我覺得紅孩子不能這樣做。”
頗為戲劇性的是,讓紅孩子和蘇寧結緣的,竟是徐沛欣力挺的、對紅孩子來說“大而無當”的SAP系統。2012年7月,蘇寧易購[微博]宣布打造開放平臺時,就曾找到紅孩子談合作,契合點之一就是,雙方都用SAP系統。當然,雙方最終業務合作未成,卻打開了股權合作的大門。
在紅孩子被蘇寧收購之后,徐沛欣說,“我們兩家還是挺有緣的”,“我們上SAP時還去蘇寧學習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