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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改革棋行中盤，成績和問題一樣突出，但一些具體措施在實際操作中變形，使整個改革面臨重估和整頓壓力。最新的改革思路再次強調，打鐵還需自身硬
□記者 寧南
“溫總理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一句也沒提建行上市。”
金融界一位人大代表“兩會”期間發現了這個“令他頗感意外”的現象。他告訴《商務周刊》，《政府工作報告》只是用“取得重要進展”一語帶過2005年的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這與兩個月前央行和銀監會在各自2005年工作會議中，就銀行改革和建行上市給予“實現突破”、“取得階段性成效”、“邁出了歷史性步伐”的評價，有著相當的差異。
在3月14日溫家寶總理的記者招待會上，當《華爾街日報》把銀行“賤賣論”拋給這位最熟悉金融工作的國家領導人時，溫總理避開正面，概括了商業銀行改革的兩大原則：“第一，就是國家絕對控股，從而保持對經濟命脈的控制權，防范金融風險；第二，加強對改革全過程的管理，完善內控機制和監管體系，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這其中，“防范金融風險”和“防止國資流失”，直擊當前銀行改革兩大爭議要點。
耐人琢磨的還包括溫總理回答提問時的最后兩句話：“我們的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正在進行當中，應該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們要繼續推進改革，同時注意隨時總結經驗，避免損失，特別是大的損失。”這位代表告訴記者：“其擔憂和‘不放心’的語氣，與一年前‘背水一戰’的嚴峻一脈相承。”
與此“遙相呼應”的新聞是，就在“兩會”議政進入高潮的3月7日，全國人大財經委委員、中國工商銀行前行長張肖高調向媒體宣布：“2006年全國人大將把金融改革作為重要的調研對象，現已委托人大財經委組織本次調研。”本次調研內容將主要包括國有銀行股權出售、引進戰略投資者、銀行高管激勵機制等敏感問題。按照張肖的定性，這次調研是一場針對銀行股份制改革的全方位、高級別調研活動。
這位老資格的國有銀行領導甚至向記者詳細透露了調研具體安排：全國人大已將相關書面通知下發到四大國有銀行，3月16日，四大商業銀行向調查小組提交報告，中國人民銀行以及中國銀監會相關領導也會參加匯報會；按照日程，結束匯報之后，檢查小組將進駐各家銀行，對各分支機構實施現場調研；在2006年四季度，政府將向全國人大就近年來實施的銀行改革進行一次整體報告，屆時央行及銀監會領導人將提交相關文件。
據張肖介紹，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鐵映的指示下，檢查組組長由前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中國證監會前主席周正慶擔任，副組長是張肖和前統計局局長劉洪。
對此，一位資深金融官員為《商務周刊》分析說，“這是一個非常熟悉銀行運作的專業班子。既主持過央行工作、又當過證監會主席的周正慶，注重現實和國情，深受新一屆中央領導信任。”他甚至注意到一個小插曲，“張肖在采訪中特別提到‘此前中國證監會等已經多次向全國人大提交股改報告’，某種程度上暗示了央行和銀監會在銀行改革具體操作上不注意采納各方面意見，引起了全國人大的不滿。”
盡管2005年銀行改革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這位即將“退役”的金融官員，現在仍為中國金融改革的多蹇感慨良多。在他看來，如果說去年下半年以來各方面就銀行改革掀起的一波又一波質疑聲潮還屬輿論壓力，那么今年兩會期間一些代表和委員的批評，已經將以銀行改革為重心的金融改革，置于重估和整頓的壓力之下了。
“一封朝奏九重天”
在11天的“兩會”期間，無論是政協委員還是人大代表，在諸多國計民生討論中，爭議和分歧最大的問題，莫過于因國有商業銀行改制引發的對銀行改革具體操作的質疑和對金融安全的擔憂。
其中，最具代表的是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證券登記結算公司董事長陳耀先的觀點。這位歷經央行和證監會政策實踐的高層金融官員，在采訪中直言不諱地告訴記者：“國家銀行改革的核心是提高自身競爭力。股改資本金應該主要依靠國內投資，引進外資要適當，不要指望外國銀行幫助我們。”
陳耀先強調，辦好銀行、消化包袱還是要靠管理能力，他說：“國家金融企業對外開放要堅持原則，不要擅改對外承諾底線。”
事實上，這是去年下半年以來有關建行上市“賤賣論”和中行引進戰略投資者爭議在“兩會”的繼續，更是一場主要展開于金融官產學界高智商的觀點較量，幾乎國內所有知名的經濟學家和金融官員都或多或少卷入論戰。但在這個過程中，相對改革具體操作者在“賤賣論”和戰略投資者引入問題上就事論事的被動解釋，高舉金融安全“大旗”的質疑方，不僅“火力”上更猛烈，而且也有相當的事實調研做論據。
《商務周刊》從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新聞報道工作手冊》中，發現了一份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去年8月份所做題為《WTO后過渡期影響我國金融安全的若干問題及對策建議》的專題調研報告。
記者了解到，調研的牽頭者是三位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原銀行副行長劉廷煥、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和原銀監會副主席閻海旺，成員包括平安保險董事長馬明哲、原銀監會副主席史紀良、原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朱元、原信達資產管理公司總裁朱登山、交通銀行董事長殷介炎、華夏銀行董事長劉海燕和民生銀行行長董文標等。其中，從基層一直干到央行副行長的劉廷煥熟悉銀行業運行的現實情況，閻海旺曾任央行、銀監會黨委書記，史紀良在銀監會以敢言著稱，朱元和殷介炎則深知銀行改革具體操作過程。這樣一個調研班子行動起來的確稱得上勢大力沉。
調研最后形成的報告，去年已呈送至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盡管因為保密沒能看到具體內容，但記者從其公開簡介中，仍然能夠感受到報告對當前銀行改革具體實踐中伴生問題表現出的強烈憂患。
報告簡介雖然指出“金融總體上基本安全”，但也醒目地指出：“目前外資金融機構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范圍、更深的程度進入中國市場。這種趨勢變化對WTO后過渡期(2005年-2006年底)我國金融安全形勢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
事實上，《華爾街日報》2月23日一篇名為《外資銀行初嘗甜頭繼續搶灘中國市場》的報道，對這一點進行了來自外部視角的注解。報道稱：外資銀行在華搶灘斬獲豐厚，美洲銀行出資30億美元購入建設銀行9%股權，目前價值約為92億美元；匯豐銀行購買交通銀行19.9%的股權，如今價值超過50億美元，超過當初投資額一倍多。這家老牌美國財經報紙認為，這些投資者除了可以得到肥厚投資收益外，能了解到中國大型銀行的運營情況和其客戶資料，還能熟悉消費者的購買習慣，也能更深入地了解全球第四大經濟體的銀行業情況。
參與建行上市的摩根士丹利董事總經理馬修·金斯柏格在接受采訪時說：“參與到中國經濟中的渠道越來越多，只是乍看之下不易發現。”他認為，經過中國政府的改造，目前中國銀行業的盈利能力、資產質量和信息質量都有所提高，更令人興奮的是，“銀行業與中國其他行業不同，將在今年年底按照WTO的承諾，對外資機構開放其廣闊的零售銀行業市場，屆時，海外投資者將可以爭奪總額1.7萬億美元的中國存款市場”。
國外媒體的判斷與政協調研，對當前中國銀行改革基本態勢得出的結論相互吻合：外資金融機構雖然市場份額比例不大，但戰略意圖已發生明顯變化，正從“進入和參與”轉向“搶占業務制高點”，并積極“謀求控制權”；中國金融改革總體上進展緩慢，中資金融機構還明顯缺乏競爭力；分業監管體制已不能完全適應市場發展要求；中國銀行業急于引進外資引發了一些新情況；金融信息掌控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內部消息稱，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的該份調研報告引起了高層的高度重視和相關部門的強烈反應，有些問題的提出令銀行改革具體操作者備受壓力。據稱，調研結論也很快傳至全國人大，引起了全國人大財經委的關注和響應，這也直接導致兩會期間銀行改革的一些具體做法不斷遭到代表和委員的批評。
改革操作“變形記”
事實是，對于銀行改革，中央一直頗多小心。一年前的總理記者招待會上，面對《南華早報》記者就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提問，溫總理提出：“這次改革是背水一戰，只能成功，不能失敗……是一場輸不起的實踐。”他特別指出了自己兩個方面的“不放心”，這就是“管理和隊伍”。事實證明，銀行改革暴露出來的問題，的確大部分都出在了這兩個方面。
兩會期間，《商務周刊》在大量采訪中發現，談論金融改革的所有代表、委員都認為，中國金融業必須進行改革，意見高度一致。政協委員、東方資產管理公司總裁孫昌基的發言最具代表性：“國有商業銀行必須加快改革，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現在離承諾的全面開放還剩9個月，所以必須加快改革。”
事實上，中國的銀行改革也的確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銀監會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我國主要商業銀行(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從2003年的17.2%下降到8.9%；全國資本充足率達到8%的商業銀行由2004年年初的8家增加到2005年年末的53家；截至2005年末，我國主要商業銀行全年實現賬面利潤(稅前)1850億元，所有者權益達到1.1萬億元，增長24.5%，所有者權益增長首次超過了貸款、資產、存款增長。這些數據都表明銀行改革成果突出。
但爭議的核心是改革的具體操作，具體操作的執行在于“管理和隊伍”，某些問題的“變形”也從這里開始。
按照中央部署，銀行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國有商業銀行競爭力和金融體系的穩定健康，通過股份制改造，優化所有制結構和公司治理結構，轉變銀行運營機制。“但事實上，就目前實際而言，重組-引資-上市的模式套用了所有商業銀行的改革，改革的目的轉換成了海外上市，階段性目標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變形為終極目標。”一位體制內金融學者告訴《商務周刊》。
這種“變形”甚至固化成了某些政策條例。比如銀行改革重組的財務審核一度曾必須聘任國際四大會計事務所來完成。而在近期頒布的《中資商業銀行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第7條中，要求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造時，“發起人股東必須包括境外戰略投資者”。
“這樣的規定就太笨了。在全世界也找不出來哪個國家說每家銀行一定要國際性。”人大代表、香港理工大學副教授劉佩瓊向《商務周刊》直言，如果說沒有人才、公司管理不行，那監管層可以出臺法律規范其公司治理，促使它去改變，“而不是去規定每家銀行都必須要有外資股東”。
盡管政策設計者有著美好的初衷，比如按照近日匯金公司總經理謝平的說法，可以借助“國際強大的資本壓力與透明度約束、嚴格的監管、國際會計準則和眾多的國際投資者，作為股東會‘逼著’國有銀行改善內部治理結構”，但當銀行改革被簡化成海外上市，激勵標準變為海外上市成功，具體操作的措施或多或少就大相徑庭了。
2月初，在一次閑談中，一位參與中行上市審計的某外資中介機構朋友一幅調侃的口吻問記者：“知道中行領導們今年春節的假期是在哪兒度過的嗎？英國。”據其透露，這是一次包括分行行長以上高官在內的龐大考察團，“其一路的張揚，讓歐洲金融界幾乎都知道中行趕赴英國與皇家蘇格蘭銀行Cheers(干杯)去了”。
不管這些坊間說法是真是假，此次中行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的過程，確實備受質疑。其中，皇家蘇格蘭銀行作為一家僅靠近年大規模兼并才引起注意的歐洲二流銀行而最終入圍，令全球金融界大跌眼鏡。而且在自身實力不濟的情況下，皇家蘇格蘭銀行與投行美林國際和李嘉誠私人基金共同組成財團入股。沒有想到美林隨后因為沒有進入中行承銷團，而把價值7.5億美元的股份轉手賣給了兩家對沖基金——引進戰略投資者卻招進來了投機資金，一時讓中行在市場上蒙羞。
其實，中行內部對這種“求洋”的改革心態也有不同意見。一位參與中行上市重組的員工告訴《商務周刊》，自己在接待皇家蘇格蘭銀行(RBS)的過程中發現：“他們的業務素質很難令人相信這是一家優秀的國際銀行，其中許多人甚至一輩子都沒有出過國。”
在他看來，最叫絕的是中行聘任外籍高管。中行為美國籍信貸風險總監董樂明配備了5名翻譯，其中2名口譯、3名筆譯，而且大量的非機密文件還要拿到外面的翻譯公司翻譯，但因為外籍高管不能進決策機構——黨委會，作用卻發揮有限。一年多的所見所聞，他覺得最為痛心的是，一些改革措施正在變成“走秀”。
與之相比，建行的海外成功上市，在一些人的眼中，是“動用了巨大的資源搞了一個徹底的‘洋餐會’。”據《商務周刊》了解，建行上市前3個月，按照一位著名金融人士的政策建議，原定在國內上市，組建由外匯資金、保險公司、社保基金和大型企業構成的戰略投資認購團保證上市成功，并得到了主管部門同意和中央的認可。但事后的結局是，完成重組后的建行沒有在國內上市，而且拒絕了懷揣上千億資金無處投資的中國人壽和社保基金的戰略認購。建行一位領導在兩會期間對此的解釋是：“社保基金因為是最后一刻才知道建行上市時間，所以來不及入股建行。”
這樣的結果，“理所當然”引來了各利益方的強烈反應。“為什么外資參股中國銀行的興趣都非常大？他們是感到參股國有銀行有大利潤。”渤海銀行董事會主席羊子林兩會上對記者說，“完善內部控制制度，引進國外銀行的管理經驗，進行制度創新，這個思路是對的，但我認為目前改革的成本比較大。”
這位前中國進出口銀行行長指出：“國有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以及農村信用社是幾代人的積累。同時，國家花了大成本(而且是國民辛苦攢下的外匯儲備)消化這些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平均不良率去年底已經降到5%，銀行的資產已經很優質了。不能讓中國國民分享其經營和上市成果，令人遺憾。”
“明月照溝渠”
不論是否“走秀”或“求洋”，伴隨著銀行改革激勵目標或多或少的“變形”，WTO后過渡期的中國金融生態群落正在產生一些始料不及的現象。其中最為外界擔心的是，借助中國金融機構“海外上市”的急切，外資金融機構的“狼性”越來越對中資金融機構構成威脅。而原本期望的金融體系健康和國有商業銀行競爭力的提高，卻有些“無奈明月照溝渠”的味道。
3月17日，上海銀監局一位經常與外資金融機構打交道的處級官員在與《商務周刊》的交流中，流露出了自己深刻的憂慮：“外資在合資過程中，正在利用我國金融業急于引資的心理，從股權和業務上以較低的成本謀求中國金融的控制權。”
據其介紹，我國12家股份制銀行股權都很分散，第一大股東持股普遍沒有超過20%。在現有法律框架內，他們中大多數有可能面臨被外資各個擊破、甚至最終控盤的危險。部分處于相對控股地位的外資股東，其收購中資金融機構的財務目的甚至重于經營目的；有的外資銀行在中國尚無法規明確規定前參股多家國內金融機構，盡可能擴大對中國金融的控制權。
他舉例說，匯豐銀行以19.9%參股交通銀行意在第一大股東，8%參股上海銀行，19.9%參股平安保險，并派生出平安銀行，“而匯豐銀行在中國還有多家分支機構，是否會通過入股競爭對手加速戰略甚至在局部地區壟斷市場，值得關注”。
這個過程中，外資正在有目的地控制一些關鍵業務。有的外資金融機構雖然目前還無法實現控股意圖，但通過合資談判取得內部特殊制度安排，控制中資金融機構具有競爭力的某些部門。他告訴記者，花旗銀行入股上海浦東發展銀行過程中，要求單獨設立信用卡中心，雙方各持有50%的股份，并將數據處理中心設在新加坡。
值得注意的是，外資已經逐步占領并壟斷高贏利業務。“在部分利潤豐厚的業務上，外資金融機構已逐步控制了國內市場，中資金融機構實際上淪為外資金融機構的銷售網點。”他手頭一份資料顯示，目前采用Visa、MasterCard標準的銀行卡已在中國市場發行了3.5億張，占有絕對優勢；高盛和大摩等國際投行幾乎包攬了中國企業海外上市的所有業務；天津、上海和深圳三地的外資金融機構取得了跨國公司幾乎全部的外匯、國際結算以及部分人民幣業務，當地市場60%以上的外匯貸款、70%以上的個人理財以及60%以上的衍生品業務已被外資銀行占有。部分外資銀行如花旗銀行，還試圖通過在華申請產品專利，進一步鞏固其對某些業務的控制。
與此同時，中資銀行的競爭力雖有提高，但依然落后多多。上述那位已屆退休的銀行高管告訴記者：“首先令人擔憂的是目前國內銀行業人士的心態。”他介紹說，進入WTO后過渡期以來，面對外資金融機構在業務和人才等方面的競爭優勢，以及先進經營理念、技術和靈活的管理體制，不少人尤其是一些中資銀行領導感到，“中資金融機構目前體制束縛沉重、改革進展緩慢、人才流失嚴重，難以與外資金融機構抗衡”。
對過渡期結束后的全面對外開放，相當一部分人認為，國內金融業并沒有做好充分準備，我國還沒有建立起一套適應WTO之后全面開放形勢的金融管理體系，并抱怨對外資機構開放步伐太快了，甚至呼吁政府適當控制金融業對外開放速度。這位人士指出，這種惶恐心理和依賴保護思想的滋生和蔓延，腐蝕著中資銀行的士氣。
他認為，面對競爭，由于國內銀行將主要精力放在上市上，治理結構和經營方面的改革進展緩慢。各級管理人員的“官員”色彩仍然濃厚，而在授信方面也仍大多奉行“唯所有制論”、“唯規模論”，嚴重制約了金融產品的創新和新的競爭形勢下銀行業務戰略轉型。
“尤其應該給予關注的是，由于各總行紛紛上收業務、利率等定價權，經營戰略上采取向大客戶、優質客戶、大城市和總行集中的‘四集中’策略，加上基層行職工收入低，考核機制不盡合理，最終造成改革壓力下移，基層員工人心浮動，基層行缺乏活力。”在他看來，這大大損害著中資銀行在商業網點上為數不多的競爭優勢。
按照他的估計，就目前情況而言，國家已拿出價值1800億美元為銀行改革保駕護航，3-5年國有銀行的賬面表現應該不錯，但他警告說：“如果這期間內功沒有練好，以后的情況就很難說了。”
重校銀行改革
3月8日，在高層的支持下，總資金達2200億的社保基金先后斥資各100億元人民幣，入股即將上市的中國銀行及中國工商銀行。銀監會的解釋是“讓國內的老百姓來分享我們改革的成果”，盡管未能獲得境外戰略投資者那樣優惠的條款或特殊保護，但這也算是“亡羊補牢”。
更重要的銀行改革“調校”來自3月16日正式公布的“十一五”規劃綱要。這份未來5年國家發展“指南“再次明確指出，上市只是“推進國有商業銀行綜合改革”的途徑之一，重申銀行改革的目的是“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健全內控機制，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股份制銀行”。
按照近日《國務院2006年工作要點》的具體部署，2006年的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目標“校正”在“規范公司治理結構，完善內控機制與管理制度”上；而以銀行為主的改革重心，落在了“深化農村金融改革”和政策性銀行、郵政儲蓄改革上。這些細微的變化，體現出高層在銀行改革問題上更加謹慎的態度。
近日，在一份詳細分析當前銀行改革進程如何繼續推進的官方文件中，《商務周刊》看到了更具體的“調校”思路。文件指出：改革要在所有者結構、公司治理結構上下工夫，國家花錢一定要“買”到機制；要盡快取消銀行內部行政官員級別制度，真正實現從傳統經營體制向現代銀行制度的跨越。
文件特別指出：“商業銀行改革，并非都要走‘引資’一條路，也不要用一個模式(重組-引資-上市)套用所有商業銀行改革。銀行不要都急于上市，對已上市的應耐心觀察一段時間，并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后再逐步推進。對大型國有銀行要保證絕對控股權。”
對于引資，文件明確要求，嚴守外資入股中資銀行的政策底線，準確把握對外開放尺度和節奏。該文件所稱底線，就是外資股東持股比例上限為20%，多家外資股東持股合計比例上限為25%，任何外資銀行入股中資銀行不得超過兩家。
文件提出，要高度關注并妥善處理引資過程中資產評估過低或引資成本過高的問題，防止國有金融資產的流失；嚴密監控并采取措施有效封堵外資金融機構通過參股中資銀行，實現對派生金融機構的實際控制，進而“合法”逃避監管的行為。
顯然，這些思路將會逐漸深入到下一步的改革當中。
兩會期間，人大代表、中國金融學會副秘書長秦池江就當前銀行改革出現的諸多新問題和新爭議對記者指出：“國內銀行引進外資股東，也不能說銀行業的主動權喪失了。外資進來，如果從正面理解，它有促進作用。但是，成功率有多大？是否引進一個就成功一個？是否外資都是一心為公的？”
他提醒，應該鼓勵和支持銀行改革方式的多元化。在這位銀行界老資格專家看來，國內已經有不靠引進戰略投資者、依靠自身力量實現一流競爭力的實例。“招商銀行就是代表。”他說，“一樣重視借鑒國外先進經驗，但它選擇雇傭外腦為其打工；一樣積極推動上市，但它更注重修煉‘內功’。”
“打鐵還需自身硬。”秦池江告訴記者，“金融業改革，不要輕視本國的人才，不要輕視自己的智慧，不要輕視群眾的創新精神，不要以為那些模型公式就是好的，不要以為產權制度改革解決了，就一切解決了。產權改革是很重要，但不能解決一切，管理同樣重要。”
4月1日，浦東發展銀行發布公告稱，經國資委、銀監會、證監會等監管機構批準，以上海國有資產管理公司、上海久事公司、東方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上海國鑫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為首的25個非流通股股東，集體向上海國際集團和上國投轉讓浦發銀行股份。最終，上海國際集團僅花了17.721億元現金獲得33.895%股權，控股浦發銀行。
按照浦發銀行董秘沈思的說法，即使完成股改，這一比例也將高于花旗銀行未來在浦發銀行可能達到的19.9%，毫無爭議地成為浦發銀行的第一大股東，他透露：“(上海國際集團)還將長期持有浦發銀行股份，并將在適當時機進一步增持。”
這其中包含的深意不得而知，最后達到的效果同樣難以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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