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中行大案提供的改革契機

　　胡舒立/文

　　案件的影響正提供了啟動改革手術的理由，促使改革主導者以更大的魄力、更高的標準進行銀行重組

　　《財經》在3月6日出版的今年第5期雜志上刊登封面文章“2006銀行第一大案”，報

道了中國銀行黑龍江分行基層行銀行承兌匯票被盜用的重大案件，兩周來引起較大沖擊。目前，有關部門對案件的追查仍在繼續，賠失責任的界定工作也在逐步展開，監管當局和商業銀行對該案所做出的快速回應頗可稱道。在此同時，對于基層大案頻發現象的反思亦應深入進行。

　　中行此次案發于2006年2月，其規模與中行近年大案相比算不得驚天，但也可稱“相當重大”；此案距2005年曝光的哈爾濱分行河松街支行資金竊案相隔不過一年，又同樣發生在中國銀行黑龍江分行的基層行；而且，此種銀行承兌匯票案曝光后，專業人士公認并非偶然也不感驚奇。僅此便足以表明，無論最終損失多少，整個事件的嚴重性均不可低估。正確的做法應當是直面現實，吸取教訓，從大案沖擊中發現深化改革的契機，進而推動國有商業銀行的重組進程。

　　中國的國有商業

　　然而，從2005年的河松街行案，至2006年初的雙鴨山行案，中國銀行在一年內相繼兩起基層行大案要案曝光，且新一案件的主要作案時間集中于2005年8月至12月，顯示出銀行的內部機制仍存有重大缺陷。恰如專家分析所指，此次中行雙鴨山案，本質上是基層銀行內部人繞過內部管理和外部監管，“借用”重要空白憑證進行的“地下金融交易”。也就是說，規模龐大的國有銀行雖然有了形式上的一級法人，但一些基層銀行在銀行整體經濟方略之外有著自己的單個目標，并通過國有金融的外殼“寄生牟利”。國有商業銀行仍非“統一的法人”，結構重組的任務十分繁重。

　　2004年以來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確已在建立治理結構方面大有進展，所有者多元化、董事會架構確立以及外部董事的進入，都是非常顯著的進展，整體銀行的垂直整合的努力也在進行中。然而，商業銀行的結構重組涉及業務流程再造、人事體制改革、激勵約束機制調整和企業文化建設等多重課題，絕非一日之功；加強內控是一門技術性、系統性很強的工作，并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頒布禁令即可奏效。目前，中國的商業銀行在防范操作風險的規章制度方面已不勝繁巨，而文件如何落到實處卻有重重障礙。

　　具體而言，要加強銀行內部

　　當然，在中國當今的金融生態環境中，銀行的改革和重組相當艱難，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縱使重組手術刀下得更狠些，改革步驟更激進些，也未必能夠很快達到預期目的。故此，通過上市促進重組，憑借國際資本市場的約束機制倒逼改革，也是可行的辦法。

　　然而，中行雙鴨山行案案發是不幸的現實，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此案或其他同類案件形成的負面沖擊，可能并不影響投資者對于

　　我們反復談及中行大案的教訓，亦深信這一教訓不僅屬于中國銀行，或在此案中涉及有教訓的中國建設銀行及其他銀行，而是屬于整體中國銀行業。此類大案因其性質惡劣、影響重大，應當形成一種認知的沖擊力。無論已經、正在、即將或尚未打算上市的國有商業銀行，都應當從案件的沖擊中感受到震動，進而轉換為深化改革的行動。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之路，正是在這種痛定思痛的過程中通往未來的。-

　　(本文刊于06年3月20日出版的《財經》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