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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在新聞報道中引入司法的程序正義概念，以確保新聞的客觀性
眼下，新聞打假活動正在如火如荼，從現(xiàn)實的情況看，作為新聞人，我們應當呼喚，讓這場運動來得更猛烈些。為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在新聞報道中引入司法的程序正義概念，讓記者不受利益影響，以確保新聞的客觀性。
1993年，一家著名的媒體因發(fā)表名為《襲警案》的報道，險遭滅頂之災。這篇被列為當年十大假新聞的報道，就出自一名業(yè)余通訊員之手。而類似的假報道已經(jīng)出現(xiàn)過多次，這使得我們必須正視一個長期被忽視的問題——業(yè)余通訊員存在的問題及其提供的新聞報道。
借助河北的聶樹斌案件，我們得以見識那篇叫作《青紗帳迷霧》的所謂偵破通迅———這種偵破通訊現(xiàn)在仍然很常見———作者在公安機關宣稱偵破“聶樹斌強奸殺人案”之后，運用難以想象的語言，繪聲繪色地描寫了這起強奸殺人案的犯罪過程：“經(jīng)過連續(xù)的突審，這個兇殘的犯罪分子終于交待了強奸殺人的犯罪過程�！币灾劣诤髞韼缀跛械拿襟w都發(fā)出這樣的質(zhì)疑：公安機關到底如何突審，終于讓這個“兇殘的犯罪分子交待了強奸殺人的犯罪過程”？實際上，該報道的作者就是平時喜歡玩筆桿子的該案件的偵查人員之一。
這是長期以來司空見慣的媒體現(xiàn)象：一些報紙的很多新聞版面刊登大量通訊員的稿子，既有單獨署名，也有與記者共同署名，有時候一篇不過兩三百字的豆腐塊，竟然會有一大串通訊員的名字，最后才是該報記者的名字。
那么，對通訊員的報道該如何界定呢？前不久，出臺了一項涉及新聞從業(yè)人員的回避制度，即記者從事新聞報道活動時，如與采訪報道對象具有親屬關系、友好關系、利益關系或直接地緣關系等，應實行回避。用法律的語言解釋，就是要求記者避免利益沖突，從而首次將法庭上常見的回避問題引入新聞界，其實質(zhì)就是程序正義。
從新聞本身的屬性出發(fā)，更容易理解這種回避的必要性。受過基本訓練的新聞人都知道，新聞是客觀的，評論是主觀的，當記者從事新聞報道時，不能受利益左右，將新聞客觀記錄下來，以確保新聞的客觀性。
而在現(xiàn)實中，不難發(fā)現(xiàn)，一些記者在采集新聞的活動中，一旦涉及與己相關的利益沖突，有時候很難恪守記錄者的身份，就難免違背職業(yè)道德，向受眾提供帶有個人主觀偏見的新聞，從而損害新聞的客觀性和媒體的公信力。出臺新聞記者的回避制度，正是為了避免這一結(jié)果。
而部分通訊員是相關單位的工作人員，如果通訊員直接或與記者共同報道發(fā)生在本單位的新聞，就涉及利益沖突，按理也應當回避。事實上，通訊員就其職責而言，他們可以協(xié)助和配合記者采集本單位的新聞，但卻應當在報道中慎重署名。同時，媒體對于一些通訊員提供的所在單位的新聞稿件也要慎重。(郭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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