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農信社改革總動員 教師每人掏5000元入股

　　本報記者　肖華

　　兩年前開始的央行1650億最后一次農信社援救行動已接近尾聲，各地政府為此展開了達標行動。但從此之后，農信社管理權將移交到地方政府手中，也意味著地方政府以后將成為最后的埋單者。

　　6月，不少珠海市的教師們都從自己的校長那里收到一條指令，每人至少得掏5000元入股珠海農信社。

　　同樣的任務也落在珠海市香洲區委機關的公務員們身上，他們在5月24日的動員會上得到了同樣的消息，并被要求在6月18日之前到農信社營業網點交錢。

　　據說，珠海的政策是，所有吃財政飯的在編人員都得自愿入股，底線是5000元，目的是支持農信社改革。“但都是聽說，沒見過具體文件”。

　　“天上掉下一塊大餡餅”，這是珠海當地媒體一篇報道的標題，刊發在“關注珠海農信改革系列報道”欄目中。的確，天上確實掉下了一塊價值1650億的大餡餅，砸在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數萬家農信社頭上。

　　根據國務院2003年6月27日下發的一份《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方案》，央行將按照試點地區信用社2002年底實際資不抵債數額的50%，安排專項再貸款或發行專項中央銀行票據，用于置換不良貸款。

　　按此計算，央行將為陸續參與試點的29個省市自治區拿出1650億消化歷史包袱，其中廣東占236億，珠海可獲得15.4億，接近全國總資金的百分之一。

　　這將是央行最后一次對農信社實施的救援行動，按此方案，各省級政府今后將成為農信社的最后埋單者。同時，要想獲取該次被救援資格，各地農信社還將滿足資本充足率【實行兩級法人體制和一級法人體制的縣(市)聯社，申請發行票據時必須分別達到0%和2%，票據期滿后申請兌付時需分別達到2%和4%】和不良貸款率(比2002年末下降50%)的規定指標。

　　為了獲得這最后的救援資格，各地政府展開了增資擴股的達標行動，也由此出現了開頭的一幕。

　　農信社快跑

　　在珠海，一幅幅有兩個乒乓球臺大的廣告牌近日出現在多個繁華地帶，上面印著“珠海農信助您成功的銀行”的字樣；印著誘人金幣的1500份海報遍布農信社各個網點，當地電視、報紙、廣播開始大幅報道農信社改革，“入股農信，貸款優先，利率優先”的廣告小冊子在許多單位大廳里都隨處可見。

　　與這些熱鬧同步升溫的是一級級動員大會。3月21日，市政府召開動員大會，分區簽訂了責任狀，隨后，香洲、斗門等區分別于4月28日、5月12日、5月17日召開了各區動員會，各個機關的動員會則更是此起彼伏。

　　正是在這些動員會上，籌資的任務被層層分解到個人。香洲區按財政人數向各單位下達指標，要求每位機關人員必須入股5000元，以保證完成蘆副區長與市政府簽訂的3000萬元任務。而在三灶鎮，1200萬元的任務分解下來，每個機關人員最少要入股1萬元。

　　而根據珠海統計局網站資料顯示，珠海在崗職工人均月工資僅1674元。

　　這種急迫心情不難理解。對于沉疴難起的中國近4萬家農信社來說，這次大規模的金融救援被普遍形容為“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機遇”，是它們惟一一次撇開舊賬輕裝上陣的機會，也帶著央行“花錢買機制”的期望。

　　中國的農信社出現于1950年代，直到1990年代中期，隨著其與農業銀行脫鉤，及四大行陸續退出農村市場，農信社成了農村金融的惟一支柱。但背負著“支農”的政策性目標，及行政干預等負累，農信社成了一個個虧本的銀行。到2002年底為止，農村信用社貸款余額14117億元。其中不良貸款總額5147億元，占37%。此外還有歷年虧損掛賬1313億元。資不抵債的農信社19542家，占機構總數54.98%。農村信用社的資本充足率只有2.35%，遠遠低于8%的正常標準。

　　央行的這筆資金因而被稱為“救命錢”，拿到這筆錢也成為各地方政府“比首要任務還重要的任務”。

　　降不良貸款與提高資本充足率成為兩個死命令，如果說前者只是加大農信社與司法部門內部壓力的話，那么后者就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全民總動員。

　　按照珠海市政府的規劃，整個珠海11家原本是獨立法人的農信社和1個營業部將統一成珠海農信一個法人。如果能按時籌集3.8億股金(其中自然人須占一半)，并壓降不良貸款8個億，則珠海農信不僅能得到2910萬元的利息收入，而且可在兩年后無償得到15.4億，加上減免稅收以及省、市政府的配套扶持資金，總共可獲近20億元資金。

　　同時，如果他們繼續清收不良貸款的話，每收回一分錢都可以全部歸自己所有。

　　改革的懸念

　　不過，熱鬧很快歸于沉寂，珠海農信的咨詢熱線每幾分鐘就響一次的日子并不太久。在公務員們的議論與不安之中，增資擴股漸漸悄無聲息。每周的摸底統計顯示，在連續兩周保持每周數千多萬元的高增長后，增長曲線在上周突然掉頭向下，僅僅增長500多萬元。

　　在珠海農信一位中層看來，這種變化與個別地方政府的強制性做法有一定關系：“本來進行得很紅火的，你一強制，大家反而都開始懷疑、抵觸起來，聽說還有人去告了狀。”

　　“我們都不知道農信社到底怎么樣，”香洲區一位公務員說，“但如果是很好的話，還用得著這樣？”原本規定要繳清股金的那一天，整棟大樓的人都忐忑不安地互相打聽著，壯著膽子把金額一欄空著沒填的《入股意向書》交了上去，卻發現什么事情也沒發生，再沒有人提起。

　　很快，一些小學校長們原本嚴厲的語氣也緩和了下來，只是說交清股金的才可以評優秀教師。

　　珠海農信的員工們也感到了變化。6月26日，在怡華街、香華路等數個營業點，員工們都感到“這事兒好像突然冷下來了”。農信社近900名員工被要求全體入股，金額暫時未定，入股意向統計結果顯示為人均2萬元。一位營業員告訴記者，這樣的事情還是頭一回。她已經在這里工作了整整10年，但當記者問起農信社是虧是盈，她說，“我只是個營業員，怎么會知道這么機密的事情？”

　　但據記者調查，變化來自省里的態度。據說珠海農信在大張旗鼓開始系列宣傳活動的同時，已將改革方案上報。原打算趁熱打鐵在6月份完成一級法人改革以及增資擴股以便申請票據，不料方案至今未批，他們不得不尷尬地將募股計劃改為摸底，而且一摸就摸到6月底，現在還沒消息。

　　至于省里不批的原因，員工中間流傳的一種說法是一級法人產權改革出了一些問題，可能與不良資產數額有關。據記者調查，盡管自新的領導班子2000年上臺后鐵腕改革，經營狀況一路好轉，今年上半年已經扭虧為盈580多萬，但多年累積的舊賬依然像一座大山。

　　這個問題也正是農信社改革中遭遇的普遍難題。一方面是過去幾十年形成的不良資產難以快速消化，一方面卻又需要盡快改制成一級法人。

　　統一法人是平衡發展的需要。在珠海，12個下轄社發展并不平衡，5個盈利7個虧損。如果不統一法人，資金都爭相流入盈利社，而虧損社則無人問津，帶來的結果將是好的更好差的更差。

　　這一次，珠海農信決心推倒重來，原有的有獨立法人資格的12家下轄社都各自清退所有老股東，以合并后成立的珠海農信所募3.8億新股金100%作為原始股，而且以后的利潤也不再進入資本金項目。這在推介入股時往往成為珠海農信著力提醒的一個賣點，他們舉出的例子是同樣在農信社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深發展，當時的1元股票，經過這些年的配股和分紅，現在的價值是236元。

　　“我的股金清退出來還會再投進去的。”6月25日，在珠海市南屏鎮，王波告訴記者。這位89歲的老人1954年從一個農民變為南屏農信社主任，到1980年退休前一共干了26年，曾因此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信用社現在變化太大，我已經落后了。”王波說。

　　不過要變成新股東看起來還需要等待，在方案未能獲批之前，這場改革暫時懸在了半空之中。但是，按照國務院農信社改革要求，珠海農信作為第二批(2005年7月15日前)申請央行專項票據發行的單位，必須在2005年6月30日前完成增資擴股。

　　眼下，增資擴股尚未開始，連入股意向摸底結果也只有1.79億元(截至6月24日)。這場改革將如何繼續成為一個懸念。這或許是珠海從高調宣傳突然變得異常低調的一個原因。6月25日，出差在外的常務副市長何寧卡在電話中一再表示“珠海農信改革跟其他地方一樣，我們沒什么可說的”。

　　更多的懸念

　　其實類似的事情不僅僅發生在珠海，在河南、山東等地，農信改革陷入同樣的狀況之中。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農信社改革不得不成為一場這樣的全民總動員？

　　地方財政背不動這個包袱，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3.8億的缺口對珠海而言并不是小數目。

　　金融生態是另一個必須考慮的因素。正是金融生態的巨大差異，使得江浙地區與其他地域的農信改革呈現出冰火兩重天的景象。在民間金融傳統深厚的江浙一帶，無論企業還是個人，普遍看好金融牌照的價值，加上許多農信社本身經營狀況并不差，大小老板爭相入股；而在其他更多地方，人們既對金融市場缺乏了解，又大多不信任農信社，增資擴股因而步履艱難。

　　無論是對農信社還是對地方政府來說，這樣的方式都是一個無奈的選擇。然而這樣的選擇會帶來怎樣的結果？

　　一種結果是農信社一舉撇清舊賬，同時因為管理權從央行下放到省政府，經營機制逐漸恢復健康。這是因為，在以前地方政府行政干預造成的壞賬是業界一個眾所周知的“秘密”。珠海農信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翻開信貸記錄本就能看到，整頁整頁的不良資產都是貸給鄉鎮企業的。”

　　不過，與這種美好結局剛好相反的另一種可能是，農信社依然是一個無底洞。“改革只不過填掉了過去的大黑洞，但是誰知道以后新的洞還會不會出現呢？”珠海農信一位人士說。

　　他作出如此判斷的理由有兩個，一是股權結構高度分散(按《農村合作銀行管理暫行規定》要求，單個自然人持股不得超過股本總額的5‰，法人不得超過5%，自然人持股總額不得少于總股本的50%)，二是行政編制的傳統用人機制依然無法改變，編制以外的人員據說只能以“個”為單位來計算。

　　在前央行研究局專家、現招商銀行研究員陸磊看來，一旦央行“花錢買機制”的改革初衷被現實所扭曲，農信社的內部控制難以避免，監管就成為關鍵。“這要通過利益分割來實現，”陸磊說，“畢竟央行已經撒手，地方政府必須自己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