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政治瀕臨破產

　　“此次罷賽的背后是中國足球政治瀕臨破產的又一標志，如果不從上而下地進行足球革命，那只有中國足球的毀滅，以及球迷的憤怒”，“這已經不是體育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新一屆政府發誓建立法制政府，提高執政能力的決心，可以而且應該從一個大眾失望的足球運動開始”

　　本報記者　張立偉

　　北京現代隊的舉動被輿論稱為“具有革命意義的罷賽”，盡管所有專業人士認為，北京國安俱樂部的做法嚴重違背足球精神和規則，但在“一個不公平的黑暗體制中”，國安的做法獲得了廣泛的同情。

　　“一個突發偶然事件”，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NGO研究所副所長鄧國勝認為，“足球運動必須尊重和服從裁判的判罰，但在現代隊罷賽的背后潛藏著公信力危機。由于中國足球經常出現黑哨、假球等丑聞，聯賽的裁判工作受到普遍的質疑，即使裁判公正執法，被吹的一方球隊及其球迷也會認為是黑哨。”

　　北京社科院體育研究員金汕也告訴記者，“國安名義上是違規，實際上是向一個腐朽而病入膏肓的體制進行了抵抗，是多年來中國足協帶病運作不可避免的現象”。

　　足協受到廣泛抨擊

　　“中國足協名義上是由從事足球運動的單位和個人自愿結成的惟一全國性非營利社會團體，但實際上是半官方機構(中國足協與中國足球運動管理中心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足協人員由政府任命。”鄧國勝說。

　　由于這類組織領導層不是會員選舉產生，因此，這些會員制組織普遍只對政府負責，而不對會員負責，更多行使的是管制功能，而不是為會員服務的功能。再加上這類機構往往依靠政府的授權獲得了壟斷性權力，卻又缺乏有效的外部監督與內部自律，所以會員對協會往往缺乏認同感，協會也難有真正的權威與凝聚力。

　　鄧認為，解決“罷賽”事件至少應有三道程序：

　　首先是足協內部解決，裁決委員會應該由會員組成，根據共同制定的規則，集體表決，而不是外部指定和裁決。由于足協是政府任命機構，會員屈服于壟斷權威，一旦矛盾激化就會反抗。

　　如果對協會獨立判決不服，仍然可以向協會的業務主管部門提起復議申請，即國家體育總局。但由于足協和國家體育總局的隸屬關系，這一渠道實際上作用不大。

　　當行政救濟無法解決問題時，會員還可通過司法救濟來解決紛爭。但目前中國的法律還沒有這方面的規定，作為公法人的行業組織并沒有被納入行政法的調整范圍。而且，《中國足球協會章程》第五十六條還規定：“會員協會、注冊俱樂部及其成員應保證不得將他們與本會、其他會員協會、會員俱樂部及其成員的爭議提交法院，而只能向本會的仲裁機構訴訟委員會提出申訴。”

　　足球評論員李承鵬認為，由此可見，足協在體制內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事實上，足協已經超越了自己所定的規則。“他(即足協)就是一個封建家長，他就是一個機關干部。”這位撰寫足球報道多年的記者曾經耳聞目睹無數次足協的霸道和失職。

　　“中國足協壟斷了所有足球資源，導致資源配置、市場效益沒有發揮出來，俱樂部的利益得不到保證。”天津財經大學職業俱樂部管理專業的教師韓笑也這樣評價，“應該成立有各個會員參與的職業聯盟，協調內部利益關系，共同管理。聯盟也可以有好幾個。比如美國的籃球職業聯賽NBA，過去與ABA、ABL等聯盟共存，最后通過市場競爭確立NBA的地位。”

　　足球之痛

　　足協“家長式管理”導致所有的俱樂部的命運沒有法制的保障，因此，“幾乎每一個俱樂部都發生過丑聞，這是系統性崩潰后的現象。”某專家告訴記者。

　　北京國安教練楊祖武說：“現在足球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跟假、跟黑，跟賭好像是同類的東西。”

　　但所有參與足球的人都獲得了巨大利益。

　　“足協通過控制賽事成為最大獲利者，球員的價格遠遠高于他的價值，每年20萬-30萬美元的收入的球員，在國外可能年收入1萬美元也沒有，多數為兼職的裁判不僅收入頗豐，也成為最可能的受賄者。俱樂部執行者也獲得高額的工資收入，而所有投入來自國家。”金汕說，“盡管這是一個爾虞我詐的圈子，但參與者都獲得了利益，損失的是國家的財富、中國足球事業、贊助商以及世界上最多的球迷。”

　　當10年甲A聯賽變的疲憊后，今年開始的中超聯賽也被賭博集團盯上。金汕透露，澳門的盤口已成為中國球員和裁判的參照系，每輪比賽高達10多億元的賭資。而在內地，地下賭莊蔓延甚廣。中超聯賽的主題已經成為賭球，球員和俱樂部都有可能參與賭球，而莊家也通過收買球員和裁判，操縱了比賽和賭博結果。

　　黑、賭、假等頑疾在負責足球管理的足協那里被“政績足球”的欲望淹沒。中國足協以損害足球市場為基礎，追求國家隊戰績的“政績足球”思路，不符合市場規律，不符合競技體育規律，實際上也損害了中國的足球事業。

　　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曾多次在不同場合勸誡中國足協人士，不應該把60%以上的精力放在國家隊上，而應以聯賽作為一國足球之根本。

　　粗俗足球

　　曾在比利時和英國利物浦學習足球管理的天津財經大學體訓部副主任邱曉德，引用自己正在做的《如何提高中國足球俱樂部的無形資產》的調查報告說，中國足球運動參與者都是幾乎沒有文化品位的人。

　　他的抽樣調查顯示，在足球經營人才中，具有本科教育學歷的只有25%-35%，大部分經營人才、裁判或者運動員，都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天津財經大學今年開始，設立中國首家職業俱樂部經營管理專業，招收35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充分利用該校財經、管理以及體育方面的師資，培養懂經濟管理的體育經營人才。

　　就如具有貴族氣質的臺球運動在中國淪落到鄉間露天“一元一局”的攤販式游戲，足球在中國也成為粗俗以及充滿陰謀的騙局。針對大學生的一項調查認為，“足球運動員和社會二流子一樣，看他們踢球只感覺是場鬧劇”。在中國足球賽場上，頻頻出現抽耳光、吐口水、摔袖標等行為。

　　邱曉德說，球星歐文的文化品位和紳士風度是贏得球迷的主要原因。歐文關心社會，資助弱勢群體以及艾滋病患者。而中國的球員大都是負面新聞，如奢侈消費、酗酒打架等，沒有一位中國球員成為中國球迷的偶像。

　　“足協應該引導俱樂部和球員接近球迷，服務社會，而事實上，足協本身與會員俱樂部、球員、媒體以及球迷距離很遠，更不可能引導”。

　　在拉美國家，足球被視為道德教化的工具，他們強調民眾可以從足球中得到“建設性”的主流品質：健康的體魄、合作精神、減少犯罪率、增進愛國心。而中國，在國際比賽中獲勝成為足協的主要任務。

　　在充滿功利性的氛圍中，“在管理水平、競技水平、營銷和文化品牌建設四個方面中，中國足球只注重競技水平，就像只注重GDP而不關心教育一樣，令足球進步失去基礎”，邱曉德非常痛惜，中國的足球管理者、球員和裁判在追逐利益中失去引導和約束。

　　“你給皇家馬德里球員100萬歐元讓他踢假球他也不會答應，因為，他將在后半生中被釘在恥辱的十字架上，一輩子不能翻身”。

　　政治娛樂

　　盡管中國足球沒有獲得成功，足球運動卻成為最自由的新聞報道領域，傳媒甚至可以再三的向足協高官指名道姓地發起權威挑戰。

　　在10多年間的“斗爭”中，足球媒體在足協頻頻封殺中繼續前進。傳媒幾乎沒有約束的自由批評并沒有給足球管理帶來更多的民主，足協依然堅持自己落后的體制。

　　這令中國足球傳媒在充滿渲染的賽事報道之外，對足協廉價的嘲諷比誠懇的批評多得多，一個不尊重民意的政府部門被輿論自由痛斥。中國足球在足協的“獨裁”和傳媒的自由兩個極端中，成為一個既政治也娛樂的話題，“政治被娛樂化，娛樂也政治化”。

　　由于足協的官方色彩以及行政屬性帶來的惡果，中國足球被賦予政權性質的政治含義，足協重視國家隊成績而影響職業聯賽的做法，也被視為注重“政績足球”，如果繼續混亂而被“娛樂下去”，將帶來更加負面的社會影響，甚至政治影響。

　　一位學者感嘆，“不僅僅是足球運動的毀滅，而且將導致政府社會公信力的下降，這種對法制的沮喪將會導致秩序的混亂，正如假球、黑哨一樣，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方式維護自己的利益”，“一個社會毒瘤被發現多年而不被治愈，公眾容易產生絕望”。

　　這位專家警告說，“此次罷賽的背后是中國足球政治瀕臨破產的又一標志，如果不從上而下地進行足球革命，那只有中國足球的毀滅，以及球迷的憤怒”，“這已經不是體育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新一屆政府發誓建立法制政府，提高執政能力的決心，可以而且應該從一個大眾失望的足球運動開始” 。

　　加強足協“執政能力”建設

　　就中國足球而言，對中國足協“執政能力”加強建設的問題、對中國足協在中國足球事業發展過程中出現失誤的問責制度建設問題，都是無法回避和需要抓緊解決的

　　本報記者　于冬

　　“這件事沒有最終的勝利者。”北京市社科院體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名足球評論員金汕對《財經時報》這樣評價“北京現代”的“罷賽風波”。

　　“北京現代汽車1.2億的廣告合同，香河基地幾個億的投資、西門子的冠名贊助，再加上北京作為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城市這個因素，對任何一個開發商來說，都不想出亂子”。

　　金汕認為，中國的足球事業總的來說是不成功的，職業聯賽進行了11年，花了那么多錢，但在國際上要名次沒名次，要球星沒球星，每個俱樂部一年都是幾千萬元的投入，但現在沒一家掙錢的。

　　據《體壇周報》一篇報道，中國足球職業化以來，各俱樂部投入已超過100億元。事實上，10年職業足球虧掉的還遠遠不止這個數。而同中國10年前在國際足壇的排名相比：1994年12月，中國隊的國際排名還是第40位，但2003年12月卻排到了86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專家對《財經時報》指出，“現在，我們的黨中央在討論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問題，就中國足球而言，對中國足協‘執政能力’加強建設的問題、對中國足協在中國足球事業發展過程中出現失誤的問責制度建設問題，都是無法回避和需要抓緊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