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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到底怎樣幫助自己的民族企業才不是“溺愛”？
2004年6月29日，對于一直謀求進軍手機行業的創維老總黃宏生來說應該是一個值得高興的日子，因為他離目標又近了一步。
作為政協委員，黃宏生曾向中國政府多次呼吁“手機牌照向民營企業開放，給市場
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現在終于有了初步的結果：國務院辦公廳秘書局在6月29日下發了《國務院對確需保留的行政審批項目設定行政許可的決定》(第412號文件)，這意味著手機項目投資不再需要進行審批。
1999年1月，信息產業部和國家計委頒布的即所謂后來被業界耳熟能詳的“5號文件”，形成了在國內生產手機需要頒發“牌照”的制度。截止2003年3月，CDMA的19張牌照中，除了摩托羅拉一家外資企業外，其余的牌照全都頒給了國內企業。非常明顯，此文件的頒布，政府旨在政策性扶持中國手機企業的成長。國產手機的市場份額從4%上升到50%，出現TCL等中國品牌手機——政策保護帶來的短期“繁榮”曾讓業界人士噓唏不已。
隨著國內通信業的蓬勃發展，“貼牌”、“掛牌”現象普遍。有“牌照資源”但無生產能力企業可以“倒賣”牌照、坐享其成；有實力卻無牌照的企業卻苦于“曲線救國”或無權生產。外資大企業憑借其強大的資本優勢，通過“合資”、暗渡陳倉等手段都已實質性進入中國手機市場，牌照意外地成了國外品牌的保護傘。由牌照制度引發的還有庫存過大、手機質量無保障、自主知識產權手機研發受挫等問題。這時候的“5號文件”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產業競爭，制約了產業的健康發展。
或許，手機行業可以從中國汽車產業那里獲得一些啟發。據最新消息稱，長安汽車2004年上半年銷量超過作為“三大”之一的東風集團，躍居全國第三。業內人士指出，國家政策的長期支持使“三大”的市場適應能力大打折扣。熱衷于合資、為國外汽車品牌充當組裝車間的“三大”，為什么在漫長的政策保護期內竟然沒有形成自主品牌的持續研發和生產能力？
政府到底怎樣幫助自己的民族企業才不是“溺愛”，才算管得適度？對“孩子”放手越晚，“孩子”的自立能力就越差，這已是公認的事實。
由政府來控制的貌似穩定繁榮的市場秩序是缺乏活力的。雖然適度地放開有暫時失控的風險，但從長遠看，由政府監管、市場博弈最終形成的穩定秩序是充滿活力的。
有媒體報道，國家放棄對手機生產項目的審批，并不代表手機牌照馬上取消和手機生產的“門檻”消失。據信產部電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長陳金橋表示，主管部門對手機生產行業產能過剩進行控制的思路沒有變，嚴格的審批方式會讓位于更加靈活的方式。這意味著對新文件的具體解釋還存在很多的懸念和不確定因素。
得到政策松動消息的黃宏生說：“我們已經向信息產業部進行了確認，但得到的回答是‘手機還在控制當中’，創維暫時還是做不了手機。”看來創維還是要耐心地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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