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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及全國的用電高峰期已經到來。各地電力部門推出了各種調配方案，鼓勵用戶“削峰填谷”，以舒緩電力供應的壓力。我不懂發電，也不懂送電，更沒有深入分析那些電力調配方案。但我知道，供電部門推出的方案越多，細節越復雜，就意味著問題越來越嚴重，而他們解決問題的路子也越走越歪。
沒錯，我是說：一方面，我們用不著去了解發電的原理，用不著去了解電力供應為
什么會緊張；另一方面，我們也用不著去了解到底什么人在用電，他們的輕重緩急又是如何。我們既用不著具體了解“供應”，也用不著具體了解“需求”，只要看到“短缺”，我們就能斷定：“短缺”是“價格”太低造成的。解決的辦法只有一個，就是讓電價上漲。
人們通常的思路是：為什么電力供應減少了？為什么電力需求增加了？朝這個思路走下去，仔細追查，你可以羅列幾百條理由。但是那又怎樣？真正的原因可能有幾千條、幾萬條。誰也不可能逐一身臨其境，更不可能親力親為地解決問題，能“牽一發、動全身”的，只有價格。
有建設性的答案是：電力從來都是緊張的！以前大家之所以感覺不到緊張，只是因為價格夠高—高得足以讓人們尋找替代的方法，減少用電量。可現在情況變了，電的價格相對而言變得不夠高了，電力于是就變得緊張了。同理，只要價格提上去，就能馬上促使每個人、每家工廠精確地計算他們合適的用電量，并積極尋找替代的方法。
讓我說說美國的經驗教訓。美國上世紀七十年代經歷過長時間的能源危機，油品和電力極其緊缺。當時尼克松總統的對策，第一步，也是最錯的一步，就是禁止油品價格上漲，取而代之的是層出不窮的行政管制。現在回顧起來，可笑，也可悲。
尼克松頒發“價格管制令”后，油品和電力的“標價”的確控制住了，沒人敢違法。但這并沒有解決問題，只是把問題推向了別的方面。首先就是油站門前排起了長長的隊伍，這個景象維持了整整十年，直到里根上任后解除價格管制才告結束。
接著，人們開始私下蓄油。開大車去加油，回來用管子給其他小車喂油。偷油的事也接連發生了，于是人們給油箱上鎖，晚上還提防小偷。不是防偷車，而是防偷油。為了對付私下蓄油，政府又推出新對策，規定每次加油的份量。
這能緩解緊缺嗎？當然不能，隊伍更長了。為了縮減隊伍的長度，政府提出“單雙”號制度：單號車牌單日排隊，雙號車牌雙日排隊。可是，隊伍的長度并沒有減半，為什么？因為鄰居和朋友之間開始盛行交換車牌來加油。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政府規定禮拜天不準用車。很多人禮拜天要上教堂，這個規定違反憲法，很快就取消了。政府又規定，一家只能用一輛車，于是，家庭主婦就成了專職司機，從早到晚接送丈夫和孩子上班、下班、上學、放學，而汽油并沒有省下來。
與此同時，電力的供應也變得非常緊張。水龍頭沒有熱水，大雪天沒有暖氣。為了節電，政府花錢購買電視臺的黃金時段做廣告，宣傳節省用電的美德。政府還把中學生組成糾察隊，讓他們拿著溫度計到商場、餐廳和戲院檢查，及時舉報那些把室內外溫差調得太高的用戶。
什么辦法都試過了，就是難以奏效！尼克松和卡特就是不明白，電力的“全部價格”是由電力的供求決定的，而不以總統的意志和發令為轉移。總統有權頒布法令，把電力的“貨幣價格”壓下來，但電力的“非貨幣價格”必定就上去了。電力的“全部價格”是不變的。
政府既不能跑到某個商人面前，要他不要投資別的項目，馬上搞個發電廠，也不能跑到每個人的家里，告訴他們每個禮拜出門多少趟，洗熱水澡多少分鐘；政府當然也不知道那些商業用電者，到底誰的業務更重要。
也就是說，一旦出現短缺，就不應該走行政調控的路子，而應該依靠市場價格，也只有依靠市場價格，才能切實地激勵每個用戶精確計算是不是值得再多用一度電；也只有依靠市場價格，才能切實地激勵每個投資者精確計算是不是應該轉為投資發電業。無論從短期還是長期來看，電力價格的自由浮動，才是開源節流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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