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余秋雨

　　整理　本報駐滬記者　張英

　　近八年來，國內一些文化報刊相繼發表了大量與我有關的文章，引起其他報刊的連鎖反應。這次為了寫作《借我一生》，委托幾位朋友粗粗統計了一下，總計大批判文章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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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千七百篇(不包括網絡上的文章)。我因一直忙于國內外的實地文化考察，沒有予以理會。但是，凡我足跡所至，不管是在亞洲、歐洲，還是在美洲、大洋洲，只要遇到華文讀者，大多受到了那些文章的影響，一路都是追問。

　　我個人受誣是小事。嚴重的是，由于我國傳媒還沒有建立“對立制衡”的機制，更沒有仲裁、糾錯的功能，任何一種危言聳聽的謠言一經發表，就很難予以有效辯駁。這種狀態會產生什么后果，可想而知。

　　我不準備去為自己洗刷。我非常希望通過《南方周末》，對這種非常可怕的傳媒攻擊進行制衡。因此，今天以自己的遭遇為例子對那些批判我的文化報刊提出七項質詢：

　　質詢一 你們一再宣布，我在“文革”中用所謂“石一歌”的筆名寫過許多錯誤文章，必須懺悔。這么多年過去了，我一直等待著你們能舉出一篇實例，卻至今沒有等到。現在，我再降低要求，舉出一句也好。請問，你們還要我和海內外讀者等到何年何月？

　　質詢二 你們不止一次發表文章聲稱，我早在中學生時代就在北京的報紙上批判過修正主義。我讀書早，十六歲就進了大學，中共中央發表“九評”批判修正主義還是我進大學之后的事。你們讓一個少年先于中共中央與赫魯曉夫干上了，這種發布驚世駭俗，能不能有一個具體的交代？

　　質詢三 你們還發表過很多文章，指責我把別人說成是“文化殺手”。但請問，我除了把盜版集團說成是“文化殺手”外，還在別的地方用過這種提法嗎？我國的盜版犯罪猖獗，我從來沒有看見你們發表過認真批判盜版的文章，卻用了那么多篇幅批判我的那篇反盜版宣言，請問，世界上有哪個國家的哪一張正派報紙會這樣做？

　　質詢四 你們批判我的又一個重點是說我“為深圳唱贊歌”而收受了一套“豪華別墅”，還發表了我寫給那個“批判者”的“信”。我不奢望你們拿出“唱贊歌”的證據來，只想詢問：何時能告訴我那套豪華別墅的地址，好讓我住進去？另外，什么時候讓我看看那封“信”的原件？

　　質詢五 你們近期以來最肯花篇幅發表的，是那個不斷“咬嚼”我的所謂“文史差錯”的人的文章。經由你們的炒作，全國數百家報紙轉載，他的“咬嚼”書也隨之銷售海內外，一夜暴富。我很奇怪，你們難道真的找不到任何一位中學語文教師對這個人的“咬嚼”處稍稍查核一下嗎？已有不少教授學者對這個人進行逐條駁斥，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章培恒教授責斥這個人的做法是“無端的攻擊乃至誣陷”，你們為什么不把這些信息一起告訴讀者？

　　質詢六 你們那么多年來對我所做的種種大批判，絕大多數屬于“事實”范疇而不是“觀點”范疇。既然關及“事實”，作為媒體，至少要對我這個當事人作一點最起碼的核實或采訪吧？如果實在派不出記者，打個電話來問幾句總可以吧？如果連打電話的時間也抽不出來，把發表他們文章的那期報刊寄一份給我也好啊。但是，這一切都沒有。漫長的幾年過去了，批判文章已發表了成捆成堆，你們到底什么時候才會來問我一句半句呢？

　　質詢七 你們發表的那些文章，都裝扮出“向權威挑戰”的架勢。但整整八年，一方是一個無職無權、也沒有圈子的個體文人；一方是媒體的千余篇文章，長年不斷。到底哪一方更有權力？發表那么多誹謗文章竟然沒有遇到絲毫阻力，可見我一直處于一種沒有任何保護的狀態之下。你們就用這種欺軟怕硬的方式來表現“文化道義”的嗎？

　　質詢還有很多，我先提這七項。

　　本來已經承受了那么多年，連這樣的質詢也懶得提了。后來想到，現在社會上假藥、假酒、假文憑、假記者那么多，表面原因在經濟，根本原因還在于文化，而且，一直由一些報刊在作示范。因此，出于對“天下大信失墜”的擔憂，還是要提一下。

　　我今天的質詢也一定會引起一些人的強烈反彈，我不會在意他們，卻會密切關注他們活躍的平臺。如果我們的文化傳媒永遠這樣下去了，那么我今后連這樣的質詢也不會提了。

　　(本文已經余秋雨審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