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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秉喜
不忍心面對現實，迫于無奈也罷，地方政府選擇了倪潤峰出差北京之機宣布其退位，使長虹又重新上演了四年前的那一幕：老倪引退，趙勇接棒。
對于倪潤峰此番“退休”坊間流傳多個版本：有在產權改革上跟政府博弈的“失敗
說”，有重新出山數年但并沒有擺脫長虹頹勢的“業績說”，更有認為是長虹“戰略迷途和路線之爭”說，還有“60歲大限”之說。盡管觀點紛紜，但更多的聲音傾注于對倪潤峰這位中國家電業一代梟雄，沒有分享到像老冤家李東生那樣享受大量企業產權而嘆腕和鳴不平，為其沒有享受到與其貢獻相匹配的激勵而吶喊。
但筆者認為，當這些類似于倪潤峰、趙新先等創業型企業家因改制、業績、戰略等陷入瓶頸，甚或使企業因此停滯、甚至倒退的時候，我們更應該為他們的謝幕而叫好，即使沒有讓人炫目的激勵。在叫好之余，我們更需要思考的是：長虹之變是誰的責任？以筆者的觀點，有兩方面的因素是不可推卸的：一是倪潤峰重新上任后的經營思路和企業戰略；另一個則是政府的對企業的干預和政府決策的失誤。對于前者，需要進行企業家“問責”，而后者則需要對自身的反思和自身角色的“歸位”。
有人認為，倪潤峰對長虹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似乎當給予其相應的“產權激勵”，政府應該對其企業家能力“買進”。但四川省國資委并沒有這么做，而是宣布其退休，對倪潤峰的企業家能力采取了“賣出”的方式。有些人是對此不理解。
但放眼看來，綜觀近年來長虹發展的歷史，我們可能會更加釋懷。1999年長虹業績開始下滑，中間雖有起色，但尤其近幾年企業仍然問題重重：海外營銷受阻，產業升級乏力，改制一再破滅，應收賬款高居40億元不下，企業發展徘徊不前。即使行業排名也由電子行業的龍頭被排擠在第十名。如果說，產權改革是倪潤峰無法左右的，那么其他方面卻有著推卸不掉的責任。由此，倪潤峰的“退位”當在情理之中了。政府只有通過引進新的企業家才能，才有可能發揮企業家的火車頭作用，帶動企業再度飛速向前。
顯然，倪潤峰等人退出的過程實際上是政府對舊企業家才能的“賣出”，對新的企業家才能的“買進”。當競爭對手在飛速發展的時候，長虹卻只能算得上原地踏步，產權激勵還能提得起來嗎？畢竟我們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不是分享國資的“盛宴”！
其實，在是否要對倪潤峰進行產權激勵的同時，我們是否更應該探討這樣一個問題，即到底誰在折騰長虹？四年前政府宣布老倪引退，趙勇上臺，四年后再次上演了老倪引退，趙勇上臺。用四年的時間走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起點，這是一個莫大的諷刺。這也是當地政府的“否定之后的再否定”，然而對于企業來說，所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長虹在停滯！
倪潤峰2001年復出和今天的“謝幕”，毫無疑問，都是當地政府起著主導因素，沒有遵從市場規則，也違背了新舊交替規律。從這個角度來說，長虹是“冤枉”的。他們承擔了決策的代價，當地政府也要對自身決策的失誤而承擔責任。
從這一點來說，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中，政府如何擺正自身的角色，政府如何保證自身決策的正確性，政府如何履行出資人本應該履行的角色，企業如何在合適的時間培養和推出合適的接班人，都值得我們去好好思考。應該說，地方政府和長虹本身都缺乏這樣的流程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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