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灘記者 王洪偉/山東、河南報道

　　2004年6月31日中午時分，山東省梁山縣黑虎廟鄉陳垓村，正在調水調沙的黃河水，渾濁而洶涌。

　　離黃河西岸500米左右、空曠的麥場東頭，一座新建的四方院落在火辣辣的太陽炙烤

千件數碼產品1元熱拍 新浪點點通個性smsDIY 海納百川 候車亭媒體 財富之旅誠邀商戶加盟

下，顯得格外落寞。

　　院落的西邊田地里架設了一座輸電變壓器，線路引自葛集村，是專為這座院落架設的。院子里高聳的電視發射塔，足有80多米，張揚而醒目。

　　這就是曾在當地風光一時的“河山電視臺”——“河”是河南，“山”是山東，意即河南、山東兩地聯合辦的電視臺。

　　辦臺農民都是正經人

　　6月初，附近黃河兩岸的梁山縣黑虎廟鄉、相鄰的臺前縣馬樓鄉的農民家里的電視每逢打開，就可以看見一家叫作“河山電視臺”的在播放節目，信號很強，別的頻道受干擾，根本沒法看。“河山”臺的節目大都是農村廣告、點播的戲曲，也轉播一些中央臺的節目。

　　葛集村一位王姓村民告訴記者，“河山電視臺”是山東鄆城縣、梁山縣和河南臺前縣的六七位“老板”建的，投資30多萬元人民幣。

　　但“河山電視臺”并沒有開播多久。6月10日左右的某一天上午，10多輛警車呼嘯而來，把開辦電視臺的院落包圍得嚴嚴實實。鬧騰了半個多小時后，來人悄悄退了，但“河山電視臺”再也沒有播出過。

　　知情的村民告訴記者，辦“河山電視臺”的幾個臺前農民都是正經人，建電視臺的錢大都是貸款的，每人投資從兩三萬到七八萬不等。

　　臺前縣馬樓鄉葛集村的王廣振，30歲出頭，是方圓十里八鄉有名的精明人，他原本開設有一個齒輪廠，但近幾年生意不景氣，一直想找個好項目，大干一場。王的好朋友趙慶立是馬樓鄉前趙村農民，40多歲光景，也是村上的“能人”，但家庭經濟實力不及王廣振家。兩人都是“河山電視臺”的“東家”。

　　6月29日上午，記者找到王廣振家，在黃河灘區的農家里，王家顯得有點“富麗堂皇”，從家屋外觀上看，算得上村中的“富戶”。王家大門敞開著，但內屋一概“鐵將軍”把門。鄰居說王廣振出門好幾天了。

　　前趙村離葛集村大約1公里遠，趙慶立家新蓋了三間別墅一樣的平房，尚未整修完，還沒有進住。前趙村村支書趙懷銀告訴記者：“趙慶立辦電視臺，是為了做買賣賺錢，是私人的事，村委會不好過問。”在當地村民的眼里：辦電視臺“很賺錢”。

　　馬樓鄉的村民說，隔岸鄆城黃集鄉、李集鄉和梁山縣趙堌堆鄉都有個人辦的電視臺,不知道王廣振他們辦電視臺得罪了誰,竟叫公家給查了。

　　縣電視臺參建私人電視臺

　　梁山縣廣播電視局局長郭廣建告訴記者，今年5月底6月初，縣局接到群眾舉報，稱黑虎廟鄉陳垓村魯豫交界處發現一個“河山轉播臺”，以播放戲曲、廣告為主。縣局調查發現，該電視臺在黃河西岸，位于河南省臺前縣馬樓鄉葛集村村東的防洪堤上。6月10日上午10時整，臺前、梁山和廣電、公安聯合現場查處“河山電視臺”，但現場除了一個渾不知情的看門人、發射塔和天線外，其他關鍵設備全部轉移。

　　“查處前被人‘放水’，根本沒見到辦電視臺的幾個農民，臺前和梁山方面都很窩火。”臺前縣廣播電視局副局長李慶昌說。

　　至于到底是哪些人創辦了電視臺，最后處理結果如何，郭廣建說：“不知道！我們也沒必要知道，那是在臺前地頭，人家的事我們不便多問。”

　　據臺前馬樓葛集村民反映，梁山電視臺有工作人員參與了“河山電視臺”的創辦，并承諾幫投資農民辦理相關合法手續。葛集黃河渡橋的一位老板向記者透露：“女播音員都是梁山電視臺幫助物色的，但事發后梁山人撒手不管了。”

　　郭廣建對記者說，臺前縣廣播電視局也曾反映“河山電視臺”創辦人中有梁山電視臺的人員參與，但一直不肯給出名單。郭廣建說：“只要給我名單，涉及到誰處理誰！不能給我們憑空安加罪名！”

　　他堅稱：“梁山縣范圍沒有一家鄉鎮轉播電視臺，也沒有一家私人電視臺。”

　　鄉鎮“電視臺”泛濫

　　事實上，在河南山東交界的幾個地區，私人創辦的地下電視臺并非什么罕見的事物，在部分地區還有泛濫之勢。

　　7月1日，記者來到靠近河南省邊界的鄆城縣李集、黃集兩鄉。

　　李集鄉政府大院里，位于鄉文化廣播站房頂的電視發射塔、接收器已經銹跡斑斑。據該鄉黨政辦公室一位姓劉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鄉轉播臺按照國家政策，已經停辦五六年了。但縣廣播電視局又在30米外的耕地上征地5公頃，新建了一個轉播臺，被稱為“鄆城二臺”。在李集鄉，只要“鄆城二臺”一播，其他什么頻道都收不到。

　　他說，該臺臺長叫楊建民，是鄆城縣廣播電視局局長楊際儉的侄子。“鄆城二臺”也辦了五六年左右，什么廣告都登，一年收入不下100萬元人民幣。

　　在樹叢掩映的一塊地頭，兩排磚房錯落而建，沒有院墻，外人隨便就可以走到“鄆城二臺”的“臺長”楊建民辦公室門口。

　　楊建民告訴記者，“鄆城二臺”是民間的稱呼，準確的名字應該叫“李集轉播臺”，是經過國家信息產業部批準的。當年局里人員超編，為了分流人員，由他牽頭，局里給了一套設備，創建了李集轉播臺，覆蓋方圓10公里范圍，主要轉播山東新聞。

　　鄆城縣廣播電視局副局長梁新憲印證說，李集鄉就是一個轉播臺，因為那里比較偏僻，收不到縣臺，鄉屬大部分地區也沒有接上有線電視。

　　梁新憲告訴記者，鄆城前兩年還有三四個轉播臺，后來都停辦了。但一些鄉鎮轉播臺不死心，都轉手給私人，有時會突然開播，縣局一經發現就打掉，現在全縣只有李集一個轉播臺。

　　梁新憲承認李集臺臺長楊建民與縣局局長楊際儉“有親戚關系”。

　　但鄆城縣縣委知情人士的說法，卻與梁新憲、楊建民的說法大相徑庭。據稱，“鄆城二臺”創辦五六年了，當年由現任局長楊際儉的侄子楊建民與當時鄆城電視臺一名叫孫召輝的記者聯合投資創建。楊建民以縣局收繳上來的電視設備入股，孫召輝貸款20萬元入股，兩人合辦，是純粹的私人電視臺。電視臺可以刊播廣告，點播戲曲、歌曲，年收入100萬元以上。后來生意火爆，孫召輝被排擠出局。孫到縣委、縣政府到處舉報，反映“鄆城二臺”牽涉的腐敗問題。記者了解到，當地紀委已經介入“鄆城二臺”涉及官員的貪污腐敗問題。

　　鄆城縣文化系統有關人士告訴記者，在高潮時期，鄆城縣各鄉鎮都設辦有轉播性質的小型“電視臺”，很多臺并不履行其“轉播中央、省、市、縣的新聞和節目”的功能，而是大肆播放各類廣告，從中漁利。后來國家政策撤消鄉鎮轉播臺，大量電視設備被一些私人低價反購，偷偷摸摸繼續播放廣告創收。縣廣播電視局一些主要領導對此聽之任之，隔三差五地清查一次，那些私人臺主紛紛動用關系或用金錢融通，于是“播播查查，查查播播”，鄆城私人小電視臺風起云涌。截至目前為止，鄆城縣的李集鄉、黃集鄉、唐廟鄉、玉皇廟鎮、黃堆集鄉、隨官屯鄉、南趙樓鄉都存在私人轉播電視臺。

　　管轄地之爭

　　魯豫地下電視臺暗流涌動，已非一日。按照記者采訪的河南、山東廣電行業官員的說法，查處力度不可謂不強，但是地下電視臺緣何愈禁愈盛？

　　2000年6月至2001年9月，在河南蘭考縣和山東東明縣交界處，一家名為“東蘭影視臺”的非法電視臺，開播了將近10個月之久。這是記者了解到的最早的私人電視臺。

　　因為屬于兩縣交界地帶，又是東明人所建，蘭考方面就多次通知東明縣廣電局，要求聯合查處。

　　但第一次查處時，因為雙方都沒有警方的配合，遭受到東明村民的強烈抵制，行動失敗。之后，蘭考縣廣電局多次試圖聯系東明縣廣電局，再次采取行動，但毫無反饋。

　　兩地官方聯合行動上的失調，實際上縱容了“東蘭影視臺”愈加有恃無恐。

　　2001年2月，新華社內參報道了“東蘭影視臺”事件，引起時任中宣 部部長丁關根的震怒，責成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嚴肅查處此案。國家廣電總局下派要員，召集山東、河南兩省及有關市、縣主管部門的官員坐鎮東明，現場協調指揮查處行動。

　　曾經親自督辦此案的開封市廣播電視局副局長胡繼明說，國家總局出面協調后，山東方面受到責任追究。但從此以后，山東方面一直認為是河南告了黑狀，雙方廣電官方關系從此交惡，客觀上導致后來魯豫交界地下電視臺的猖獗蔓延。

　　“河山電視臺”的情況與當年“東蘭影視臺”的查處經過如出一轍：在該臺籌建之初，臺前說“河山電視臺”所在地屬于梁山；梁山方面說地界在河南境內。由此，延誤甚至實際縱容了對“河山電視臺”的查處。

　　胡繼明對記者抱怨說：“我們之間已經產生了很多不愉快，已經得罪了山東同行，我們也不愿意對山東說三道四了。”

　　政策之困

　　臺前縣廣播電視局副局長李慶昌透露，沿黃河的鄆城、東明、梁山一帶鄉鎮大都建有小型電視臺，從原來的鄉鎮現在轉手到一些私人手里，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賺錢”。山東省鄆城縣廣播電視局副局長梁新憲也有同感：“私人電視臺的泛濫不僅在鄆城存在，縣外、省外甚至全國都很普遍。”

　　資料顯示，“文革”后，國家提倡四級辦電視，直接導致中國目前的電視臺數量位居世界前列，電視轉播塔林立，成為中國一景。

　　梁新憲告訴記者，1995年前后，全國各地搞“村村通”工程，因為當時有線電視成本太高，難以在農村普及，鄆城縣大多農村地區，都以鄉鎮政府名義投資創辦了小型的電視轉播臺。

　　1999年以后，按照國家新政策，鄉鎮電視轉播臺要全部撤銷，大批電視設備成了“廢銅爛鐵”，一些商人低價從鄉鎮政府中購買這些“剩余”設備，并與相關部門官員聯合，以政府名義繼續開辦這些小型轉播電視臺，專事廣告、點播和一些自辦錄像節目，大發“電視財”。

　　鄉鎮電視臺被取消的后期，因為維持困難，已經開始轉變“轉播”的政治訴求，紛紛通過廣告、點播等經營方式開始大搞創收。2001年較早報道“東蘭影視臺”案之一的法制日報記者張惠君曾說，因為在蘭考、東明一帶，各鄉鎮以政府名義開辦電視臺的情形并不鮮見，當地群眾對“東蘭影視臺”這一私人非法辦電視臺的行為已見怪不怪，甚至對官方的查處采取集體抵制的態度。

　　開封市廣播電視局副局長胡繼明認為，國家政策變化太頻繁。即使目前，很多縣級、鄉鎮財政困難，連在職人員的工資發放都困難，這些基層的廣播電視機構難以為繼，不得不鋌而走險，大肆插播各類廣告，影響到當地居民的收視收聽效果。基層廣播電視只被賦予純粹的“轉播”功能，生存不下去，總有一天它們自己會去主動尋找出路。國家應該制定產業政策，搞活而不是搞死基層廣播電視，地下私人電視臺的非法反彈可為決策者們提供更多的警示。

　　滑稽的市場化沖動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電視進入“現代化轉型時期”，就開始了市場化體制變革的征程。但中國的電視管理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始終是出于應付技術資金壓力和政治穩定要求的雙重考慮。市場性的因素，或者說市場壓力還不是最重要的思考動因。有專家指出，國家撤消鄉鎮電視臺、限制縣級電視臺自辦節目，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國家安全和意識形態上的政治考慮，缺乏經濟上思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如何在政治考慮和經濟思量之間達成協調，需要慎重對待。

　　有專家指出，中國廣播電視的市場化過程顯得“有點扭扭捏捏”。但山東、河南交界一帶的農民最簡單的核計里，建一座小小的電視臺就是給自己搭了一個能生錢的錢袋子。按“鄆城二臺”臺長楊建民的說法，建一所轉播性質的電視臺，投資多則上百萬，小則兩三萬元人民幣就可建成。而且建電視臺的相關設備，國家已經放開專營專賣，國內很多廠家，只要你掏錢就有廠家出賣。建設電視臺的門檻很低，激發了山東、河南一些精明農民紛紛創辦電視臺的熱情。據記者調查所見，山東、河南當地農村的大多數地下電視臺，當地農民的參與度最高。

　　門檻低造成的小型地下電視臺泛濫成災，但廣電部門的處理力度有限，按照國家法律規定，政府對非法電視臺只能沒收其相關設備，處以1-2倍的經濟罰款。“東蘭影視臺”的所有設備由蘭考方面查處后，該臺創建人多次向蘭考廣播電視局討要被查處的設備，并對蘭考廣播電視局局長劉書茂進行人身威脅。

　　有關廣電專家指出，魯豫地區地下電視臺的蔓延，給我們的廣電體制改革敲響警鐘：中國廣播電視市場化的沖動不是來自廣播電視本身的現代化，而是來自中國農民最樸實、最簡單的“發財致富”的創造性愿望，給我們中國電視體制改革政策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