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鄉村到城市，從村民市民到官員干部，地下“六合彩”北上兩年多后出現新動向，亦遭遇政府狙擊

　　□本報記者 徐 楠 □趙湘陵

　　護士拿著注射器和針劑走過來，病床上的壯年男子開始向后畏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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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護士早有準備：“來，給你寶寶奶昔。”

　　病人安靜了，針劑緩緩流入體內。護士拔出針頭，病人在她身后喊起來：“還要一只，還要一只！”

　　這是湖南省岳陽市一個縣精神病院里曾經數次上演的一幕。

　　這樣的病人自2002年開始，不止一個。

　　“寶寶奶昔”是動畫片《天線寶寶》中的情節。在許多地下“六合彩”的彩民中，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天線寶寶》的制作單位與香港六合彩公司有關聯，因此片子里暗藏“特碼”，遍布“玄機”。于是，《天線寶寶》成為許多碼民頭腦中的財富天書。對其語句、情節的反復揣測，讓不少碼民神情恍惚，連續失眠。據當地媒體報道，截止到2003年下半年，岳陽市已經累計有150多人因沉迷“六合彩”而心理失衡，導致精神障礙。

　　這只是“六合彩”影響的冰山一角。

　　從2002年開始，地下“六合彩”進入人們的視野。它像旋風一般從南部沿海一路北上，進入湖南、湖北等地。當時本報即作了《警惕：“六合彩”北上》的報道。

　　兩年之后，此風未息。更讓人警惕的是，地下“六合彩”從鄉村蔓延至城鎮乃至于大中型城市，而其腐蝕力度從村民市民直至官員干部。

　　6月17日，湖南省召開打擊地下“六合彩”的工作會議，宣布在2003年9月到2004年4月的全省集中整治中，查處“六合彩”案件1萬余起，特別是查處了684名黨員干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其中開除黨籍48人，留黨察看40人，開除公職23人。

　　農村向城市蔓延

　　每逢星期二、星期四及隔周星期六的晚上8時45分，就是香港六合彩開碼的時間。

　　岳陽市。出租車司機老唐繞城空轉了幾圈，干脆把車停在火車站廣場上，和其他幾個百無聊賴的司機聊起來。“反正7點到9點也沒有生意。”

　　有人掏出手機打電話，隨即傳來線路正忙的提示音，“忘了，開碼的時候電話哪打得通？”

　　一戶普通的民居中，小林的母親從晚上7點開始就顯得坐立不安。茶幾上的便簽簿和記錄本上，寫滿了數碼和算式。快到8點的時候，她急匆匆鎖上了自己房間的門。“在里面打電話報單呢！”小林兄弟自管開飯，已經見怪不怪。“要趕早，稍晚一點電話打不通。電話里連名字都不用說，彼此都熟，一聽聲音就知道是誰。”

　　晚上9點過后，岳陽市三角線一帶，密密擠擠的低矮鋪面里，中斷兩三個小時的麻將聲再度響起來。阿麗在她不足10平米的雜貨店里遺憾不已：“只差一點就中了。”她和朋友湊在一起，看一本封面上印著“2004年全本”的紅皮“六合彩”碼書；在這個兼作店主臥房的屋子里，除了這本書和幾張“六合彩”碼報，不再有其他的印刷讀物。

　　不遠處的橋頭上，幾個人聚攏到一起，其中一人手中提著一只墨綠色的密碼箱。他們順著橋的方向走向小巷深處，有說有笑，旁邊打麻將的男子瞥過一眼：“中了，兌錢去了。”

　　阿麗搖頭嘆氣：“這期沒多少人中的——街上冷冷清清的嘛。中了就都出來吃宵夜了，不中就蒙著被子等下次——沒錢出來吃宵夜了。”

　　每到開碼的時候，超市人流銳減，和其他時候相比，營業額要少25％—30％。

　　這就是“六合彩”影響下的一個城市的生態。在兩年多的時間里，“六合彩”悄悄地進行著“農村包圍城市”的演進。

　　最初，正是南下的打工者們將這種俗稱“買碼”的博彩方式帶回家鄉，時間大概在2002年左右。在致富之道匱乏的農村，很多人把它當作一個從天而降的神話。

　　隨后，它迅速地蔓延，像田間的野草，借勢瘋長。

　　“在農村形成一定的氣候以后，一股風一吹就到了城市。”

　　至2003年上半年，地下“六合彩”在岳陽市城區形成高潮。很多人都還記得那時候的場景：滿眼碼書碼報，茶座和店鋪里，人們大談特碼，地下“六合彩”出現全面公開化的趨勢。

　　“相見不問好，開腔言生肖：上期已出牛，這期該馬跑？輸者長嘆息，贏者怨注小。田畝少人耕，沃野生蒿草。電視及時雨，碼報如雪飄。遙望買單處，人如東海潮。”

　　地下“六合彩”從農村來到城市，意味著它吸取的對象，已經從農村相對貧乏的剩余資金，轉為城市相對富集的民間資金。對于地下私彩，后者能夠比前者提供更有力的支撐。“六合彩”對社會資金的抽取，曾一度使得銀行資金運轉都成問題。有的縣級銀行和信用社從2003年4月開始停止向農戶貸款，他們已經分不清楚，對方貸款到底是為了做什么？

　　顯規則與潛規則

　　正規的“六合彩”實際上是香港“六合彩”公司經營的商業性博彩項目，經港府注冊批準，在全港發行。

　　而在內地不少地區蔓延的地下“六合彩”，僅要求碼民在1—49中選出一個數字，如果符合當期香港“六合彩”開獎的特碼，就可獲得40倍于所押賭注的獎金。這樣的外圍博彩方式，在香港本地也是被禁止和打擊的。

　　一碼定乾坤；1∶40的賠率——地下“六合彩”的顯規則，就簡單至此。

　　49個數字，被人們賦予了形形色色的聚類依據和組合方式。比如不同的數字分屬十二生肖中的不同動物，還比如按單雙，按五行，按“紅波”、“綠波”、“藍波”劃分，等等。

　　各種渠道的傳言讓“信息不對稱”的碼民相信，特碼是在搖獎前就已經定了的。他們把種種認為隱含特碼的暗示信息，稱為“玄機”。碼書碼報的主要內容就是分析“玄機”。

　　平江縣伍市鎮的劉愛蓮這樣解說《天線寶寶》中的“玄機”：“它要是演小孩洗澡，嘴里還念叨著‘用肥皂洗干凈’。你就該想了：肥皂在老輩人那里叫‘洋皂’，那這意思就是要買‘羊’！”

　　32歲的岳陽市婦女馮路說：“現在買的人多了，‘玄機’跟以前不一樣了。以前好猜，現在呢？如果特碼要出‘鼠’，它玄機就告訴你‘蛇’。”馮路的表情，透著諳熟其道的暗喜。她是鐵桿碼民，下崗后無事可做，時常買碼。

　　在地下“六合彩”的實際運作中，至少有三種角色不可或缺：碼民、寫單者和莊家。

　　寫單者承擔著類似于彩票投注站的作用，在很多集鎮和農村，他們用一張復寫紙寫出一式兩份的小紙條，如：“38，200，2004-6-29”——表示買碼者在2004年6月29日以200元賭注押38為當期特碼。如果當期香港“六合彩”特碼是38，則碼民應獲得8000元獎金，否則就意味著輸掉了200元。寫單者和碼民各執一份，兩個數字加上日期，就能構成交易憑據的全部。

　　之后寫單者聯絡上線莊家，轉報手中的押注情況，同時從莊家那里抽取碼金的10％作為酬勞。

　　莊家相當于地下“六合彩”的經營者。他們根本無需與香港“六合彩”公司有任何關聯，只要能收到碼民的“報單”，按照開碼結果支付獎金即可。

　　實際上，一個莊家往往聯系著若干寫單人。因此，碼民、寫單者和莊家由下至上，形成一個近似樹狀的層級結構；順著這個脈絡，碼金源源不斷地從樹梢向根部——也就是莊家的手中匯集。無論什么數字中特碼，莊家賠的概率總是小于賺的概率。

　　地下“六合彩”的現實，卻遠不如其顯規則這樣明晰、簡單。大量寫單者扣下碼民的碼金，如果確實未能中彩，這部分碼金就成為寫單者的純收入。這就是“吞單”。

　　“報單”本應是現金交易，但事實上因為上下環節都是熟人，大量碼民空口報單(飛單)，一個電話說一聲：“這期我300元買15，100元買24，100元買41。”就宣告著一筆500元的買碼交易已經形成。開獎后，如果所押3個數字無一中彩，則買碼人與寫單者之間形成500元的債務關系；如果其中數字24中彩，則意味著寫單人須返還買碼人3500元。

　　地下“六合彩”的潛規則意味著：每一個環節，都是一場賭。

　　這樣的潛規則，是其風行之初無數悲劇的起因。不受法律保護，又無確切憑據，很多尋仇事件，是因為“吞單”賴賬或者莊家賴賬；很多自殺事件，是因為“飛單”積壓過多導致傾家蕩產。碼民、寫單人和莊家，任何兩種角色之間，都可能產生債務糾紛，嚴重的就釀成流血事件。

　　更讓人警惕的是地下“六合彩”與權力“掛鉤”，侵蝕基層權力組織。基于此，湖南在打擊“六合彩”的行動中，特別密切關注和查處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黨員干部的所作所為。

　　2003年3月，平江縣伍市鎮派出所門前圍了幾百人，原因是有碼民買碼時中了近20萬元錢，獎金卻無法從寫單人那里兌現。后來在追查此事時，查明伍市鎮派出所副所長姚笑平充當地下“六合彩”保護傘。

　　目前已查處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很大部分集中在派出所，惡劣的是做黑莊(只收錢不兌獎)，還有很多是充當保護傘。除了執法人員之外，還有少數教師、一般公職人員、鄉鎮干部因買碼被查處。此外政府干部及公務員的家屬直接參與地下“六合彩”，其中有一些是地下黑莊。

　　某些貧困地區的派出所，平日辦公經費捉襟見肘，因為打擊地下“六合彩”罰款而獲得了相對穩定的財源。有一個縣南部買碼成風，北部相對平穩，北部鄉鎮的一些派出所干警就托人聯系調動，希望能去“打碼”地區的派出所工作。

　　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鄉鎮派出所所長說：“沒有幾個是嚴格按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罰的。有人能交得起5000，有人連300都交不起，你能怎么辦？”

　　一些基層派出所與地下“六合彩”之間，很自然地派生出利益關系。“打碼”的動力在鄉鎮一級面臨挑戰。

　　更讓人憂慮的是，目前已經出現數起財務人員挪用公款作為碼金的案例。岳陽市的一名銀行工作人員，6月29日從所在銀行提出30余萬元公款用于買碼，所押號碼無一中獎。當晚，絕望中的她企圖自殺，被丈夫勸住，隨后到派出所自首。

　　“六合彩”的心理土壤

　　平江縣十字街頭，人流如織，商鋪繁忙。

　　張春芙在這里開一家服裝店，她說：去年生意險些做不下去，人們不買吃不買穿攢下錢來買碼；今年情況有所緩和。按照她的理解，是因為“好多人已經沒有更多的余錢去買碼了”。

　　2003年4月3日，平江縣碼民從虹橋鎮信用社取走資金320多萬元，第二天，這筆錢全部流向廣東，制造了該鎮有史以來首次金融危機。在縣級市汨羅，凡買碼日通過當地郵局匯往廣東、香港的資金日均約500萬元。資金被瘋狂地“抽空”。這個階段，主要是廣東、深圳等地的幕后莊家大量獲利，直到今天，岳陽市的碼民依然稱他們為“紅莊”，以此區別本地腰包欠豐、“小打小鬧”的黑莊。事實上，這些所謂的“紅莊”，有不少都是坐陣沿海的本地人。地下“六合彩”近兩年的瘋狂積累，已經養肥了一批這樣的“抽血機器”。過去8個月中，湖南省警方多次南下廣東，抓捕幕后莊家。

　　2003年5月，岳陽市打擊地下“六合彩”聯合辦公室正式掛牌，并向市民公布了舉報電話，獎勵額度高達5000元到1萬元。接下來，下發文件，召開會議，各部門聯合行動。一時間，城市置身于“全民打碼”的氣氛中。

　　4至5個月之后，鉆出地面的地下“六合彩”被打回“地下”。

　　與此同時，地下“六合彩”自身也發生著變化。

　　能夠用于投入的剩余資金少了，以身家性命相博的少了，極端的慘劇少了。人們的心理也實現了相應的調試，地下“六合彩”開始滲入社會生活的地層。看上去，它甚至在“平穩地運轉”。

　　“六合彩”風行之初，為了減少風險，有的寫單者甚至雇人用手銬看管莊家，直至開碼兌現。流轉環節之間的風險，提高了地下“六合彩”的交易成本。

　　而現在，為了共同獲利，這個鏈條的每一環節已經開始自覺維系其他環節的利益。目前私彩最常見的交易方式，就是一個電話報的“飛單”。

　　一位莊家說：“碼民報‘飛單’一般都得吃下，要不然他會覺得你‘量淺’，以后不報給你。開了碼最好盡快兌現，你兌現得越快，人家就會覺得你這莊家越可靠。現在寫單的不好找，要給他們付押金才能從他們手里收單。另外，欠賬在外也是很正常的事。有的是明知要不回來的。”由此，無憑無據的口頭交易因為莊家之間的競爭，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規范起來。

　　依托“六合彩”，他們正在有意識地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地下“六合彩”的交易成本大為減低。

　　簡單至此，隱蔽至此，打擊偵破幾乎無據可依，更無現場可攻。

　　從“私彩違法”，到“見怪不怪”，再到今天“只有清心寡欲的人才會不買碼”。地下“六合彩”的心理土壤，在短短兩年之內發生了巨大的逆轉。

　　昂貴的“鐵拳”

　　“打碼”，是地方政府對治理地下“六合彩”行動的通稱。

　　隨著2003年5月岳陽市“打碼辦”成立，各個區縣的“打碼辦”也都相應掛牌。

　　岳陽樓區是岳陽市的地下“六合彩”重災區。從“打碼辦”掛牌以來，已經進行了100多次“鐵拳”行動，每次涉及警力上千人——逢開碼日即出動。對一般買碼的群眾，主要是教育引導，對寫單和坐莊的人，實行民事或刑事處罰。

　　因此，在碼民的眼里，自己幾乎完全不存在被查處而蒙受損失的風險。即便是寫單者和莊家，“交了錢也都能出來”。

　　岳陽樓區“打碼辦”主任盧斌峰說：“‘打碼’在法律依據上的困難是很明顯的。批捕、量刑，一般都只能依據賭博的有關規定，印制散發碼書、碼報的，算是非法經營。”

　　“打碼”更是一本賬。

　　岳陽樓區政法委副書記張躍焦說：“‘打碼’的成本是很大的。不說別的，鄉鎮聯防隊員出動一次，多的不算，只按一人一碗面來說，也得200多元。”

　　2003年財政年度，岳陽樓區“打碼”開支近300萬元。

　　最后的現實是：罰款成為最常見的處罰手段。無論村民還是市民，對于“打碼”行動最常見的第一反應是：“交錢就能出來。”

　　當地的一位官員提出一個問題：目前打擊難的一個因素就是“六合彩”在地下，隱蔽難尋，如果讓它走到“地上”，是不是能更有效地進行規范管理，國家還能有相應的稅收？

　　與此相聯系的是，目前的公彩為什么不能占領彩票市場？私彩何以能引起相當一部分人的興趣？

　　“公彩原來還可以，私彩起來以后生意受影響挺大的。”一個彩票投注站的老板說。

　　2002年之前，這個彩票投注站一年約有20余萬的發行量，近兩年來降到了十幾萬。

　　2003年截至6月，岳陽市福利彩票發售達到了1700萬；而2004年同期，連1000萬都沒有達到。“我們損失了一些老彩民。” 岳陽市福利彩票募捐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任國祥說。

　　“福彩、體彩即使中了，也就是幾千塊錢，能中到上萬就很不容易了，500萬雖然多，但也就一個人中。私彩不一樣，只要你買的大，中多少都有可能。”經營彩票投注站的老板不無苦衷，“看看，現在公家的彩票又鬧出舞弊的事情，我們是越來越難做。”

　　任國祥說：“香港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彩票文化’，對于個人投資博彩的額度上限有專門的規定，市民的心理也能夠承受；在歐美大國，購買彩票的人口達到70％以上，彩票發售系統通過身份證號碼將個人投資額限制在特定數量之下，而我國彩民在人口總數中所占比例，大約為5％。顯然，我們國家的現實不同于這樣的社會基礎和心理基礎。”

　　1990年代，我國就有了彩票立法的呼聲。任國祥認為：地下“六合彩”的蔓延，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們更加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也促使決策層將有關的思考提上議事日程。